1936年是一個閏年，農曆是丙子年，潤三月，同時也是民國25年。

　　這一年，國際、國内發生太多影響曆史進程的大事。

　　在反省院裡的馮晨，自從得知中央紅軍順利達到陝北，徹底甩掉了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心情變得特别的好。

　　馮晨一直在考慮着，如何才能盡快出去。

　　馮晨通過報紙，時刻關注着國際、國内的政治形勢。

　　1月23日，中央紅軍陝甘支隊與陝北紅軍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開始東征。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山西的閻錫山，構築了三道防線，實施“政治防共、民衆防共”的防範紅軍措施。

　　同時，閻錫山又在沿黃河岸邊各縣，成立地方武裝“防共保衛團”，并依托地形劃分為6個防區，嚴厲鎮壓當地民衆和同情抗日的革命人士，緻使不少到山西走親戚、訪朋友的無辜百姓和小商小販，殘遭殺害。

　　短短數十天中，晉西沿河各縣被殺害的民衆達百餘人之多。

　　閻錫山的倒行逆施，不僅沒有吓倒素有革命傳統的山西人民，反而激發了山西人民企盼紅軍東渡黃河的強烈願望。

　　在山西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下，不少民衆冒着生命危險，偵察敵情，傳遞情報，運送槍支彈藥，張貼标語、傳單。

　　山西境内，一些熱皿青年還偷偷渡過黃河，參加了紅軍。

　　1936年2月17日，毛偉人親自簽發東征宣言，東征紅軍進入臨戰狀态。

　　2月20日，總部正式下達渡河命令，命令各渡河突擊隊：

　　“先頭絕對隐蔽，乘夜偷渡。以堅決、敏捷的速度奇取敵堡，割斷電線，控制前進陣地及側翼掩護陣地，以保證後續部隊渡河對援敵作戰之有利地位。偷渡被發覺，立即改為強渡。”

　　晚8時整，戰鬥正式打響，紅軍從北起綏德的溝口、南到清澗縣的河口百餘裡的渡口，同時發起攻擊。

　　徐海東指揮的紅15軍團作為右路軍，由75師223團的40多個勇士組成渡河突擊隊，從清澗縣王家河上船，順着小河汊進入黃河，直撲對岸石樓縣賀家凹敵軍碉堡。

　　經一小時激戰，從河邊到山腳的碉堡全被解決，賀家凹一連守軍被全殲。

　　接着紅15軍團後續部隊源源渡河，直撲敵軍河防司令部義牒，義牒守軍望風而逃，紅軍追至石樓。

　　同時，紅1軍團紅2師24名勇士組成的渡河突擊隊，從綏德縣溝口登船，突擊強渡，在中陽縣三交鎮坪上村首先登岸，把晉軍的河防撕開了一道缺口，紅1軍團主力相繼渡河，于拂曉時分，進占三交鎮，乘勢擴大戰果，長驅東進，進占留譽。

　　閻錫山聞訊，大為驚恐，急調駐守汾陽、孝義的周原健獨立二旅馳援中陽；電令駐守隰縣的203旅增援石樓。

　　2月25日，當獨二旅進至中陽縣關上村、劉家坪時，陷入紅1軍團的包圍圈中。

　　經過一夜激戰，号稱“滿天飛”的閻錫山獨二旅三千餘人全部被殲。

　　晉軍增援石樓的203旅一營，也在隰縣西北的蓬門，遭到紅15軍團迎頭痛擊，敵營長以下官兵二百餘人當場被俘。

　　關上、蓬門大捷，紅軍擊潰了晉軍在呂梁山區設置的中間阻礙地帶，取得了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戰略地位，紅軍兩大主力在大麥郊地區會師。

　　随後，紅軍領導人也随同作戰部隊到達，指揮紅軍主力，準備東進兌九峪，穿過同蒲路，開赴河北抗日前線。

　　為遏止紅軍大舉東進的勢頭，閻錫山急調兩個縱隊共8個旅的兵力，集結于汾陽、孝義、隰縣地區，準備在孝義以西的兌九峪地區與紅軍主力決戰。

　　同時，閻錫山又嚴令同蒲路沿線晉軍加強防守，日夜巡邏，将東征紅軍圍堵于同蒲路以西的呂梁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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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紅軍東征，準備開赴前線抗日時，日本國内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

　　1936年2月25日，日本東京下了一場幾十年不遇的大雪。

　　潔白的雪将會被鮮皿染紅！

　　有人冒雪向警方告密：“駐紮在東京，即将調往中國東北的陸軍第一師團一些青年軍官們，将要發動叛亂，刺殺内閣要員。”

　　日本當局十分緊張，草木皆兵。

　　首相官邸的門窗用鋼條加固，并安裝了直通警視廳的警報器。

　　消息不是空穴來風，這是日本國内，皇道派與統制派矛盾激化的必然結果。

　　日本陸軍少壯派軍官們，迫切要求建立軍事獨裁，他們主張發動政變，刺殺内閣大臣以達到這個目的，這批人被稱作“皇道派”。

　　“統制派”，是以被暗殺了的永田鐵山為核心，他們主張在軍部的統治下，不使用武力，而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徑，進行平穩緩進的國家改革。

　　統制派提出，内閣應加強對軍隊的統治。

　　那麼日本的“統制派”和“皇道派”是如何産生的呢？

　　原來，由永田鐵山發起，岡村甯次為首領，建川美次為顧問的日本陸軍中的軍人秘密團體“一夕會”，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擡出了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和林銑十郎取代宇垣派閥來充當陸軍首領。

　　一夕會擡出的這三位将領，并不是聽任一夕會控制的牽線木偶，反而在陸軍裡隐約形成了以荒木為首的新派系，這不是一夕會原來的宗旨。

　　荒木貞夫長期從事對蘇俄的工作，參加過西伯利亞遠征，擔任過駐蘇俄武官，因而特别重視蘇俄，在他看來，日俄之間一戰不可避免，而時間大約應該在1936年左右。

　　荒木的理由是，蘇聯從1933年到1937年，實行的第二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完成之後，國力将會大增，會對滿洲産生巨大的威脅。

　　荒木認為，現在的日本，應該在蘇聯的威脅形成之前，準備對蘇戰争，而這個時間應該是1936年左右。

　　曾在德國任過武官，目睹了德國一戰失敗的永田鐵山卻不這麼認為，在他的眼裡，戰争考驗的是國家的國力和縱深，而日本的國力和縱深都不足以支持一場大戰。

　　永田鐵山認為，如果日本真要在未來的大戰中取勝，除了穩固已經得到了的滿洲之外，還需進一步向中國關内擴張，以取得資源和戰略縱深。

　　就這樣，控制着昭和軍閥一夕會的兩大領袖人物分道揚镳了，分成了後來被稱為“統制派”和“皇道派”的兩派。

　　兩派的分歧是，究竟是同蘇俄開戰還是侵占中國的華北廣大地區。

　　實際上，這兩派在大方向上是一緻的，兩派在對華政策有一點不同。

　　荒木貞夫和小畑敏四郎主張，作為對蘇防衛的補充，應該采取對華親善與和平的政策，這種所謂“對華親善和平”的内容是：

　　“調整日中經濟關系，促使中國政府對日政策轉向，設定更加廣泛的親日地區，培養具有分離傾向的親日分子。”

　　而永田鐵山主張用“斷固排擊的态度對待抗日和抵制日貨的行動”。

　　兩派雖然實質上沒有什麼區别，但永田鐵山用詞的強硬性鐵皿味更濃。

　　在對英美政策上，永田鐵山認為，美國對遠東的經濟侵略和蘇俄一樣必須徹底排擊，但是對美作戰必須在對蘇作戰之後進行，在此之前要盡力促使美國保持中立。

　　而荒木貞夫、小畑敏四郎則認為，除了在日本的大陸政策受到美國的幹涉時，确需反擊之外，應該保持和英美的友好關系。

　　兩派之争，最終演變成皿腥事件。

　　1935年8月12日，日本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被陸軍中佐相澤三郎用軍刀砍死在辦公室裡。

　　永田之死，是派系鬥争的惡果，但，這一些遠遠還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