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的話，問得馮晨心裡生出了一股股寒意，開始見到康正時的那份喜悅，早已飛到九霄雲外，額頭慢慢冒着虛汗。

　　“這個，我……，我正在設法營救時，誰知蘇成德秘密把良才同志殺害了，楊尋真同志可以證明。”馮晨不知道怎樣向康正解釋才好。

　　“所以，你的組織關系，暫時還不能夠恢複，等待一切調查清楚後聽後組織通知，今天讓你過來，主要是接受組織上的審查。”

　　康正淡淡地說道。

　　“另外，組織上給你安排一項任務，你在反省院裡，要監督張智勇的一舉一動，一旦發現張智勇有不堅定的行為，立即給組織上彙報，這是組織在考驗你！”

　　“康正同志，那我今後接受誰的領導？”馮晨問。

　　“在你沒有恢複黨組織關系前，可以作為編外人員，暫時接受潘武陽同志的領導，有什麼事情，你可以找潘武陽同志彙報。”

　　“好的。”馮晨心裡如五味雜陳，情緒低落地答應着。

　　談完事情，随着潘武陽從康正的住處出來，馮晨的情緒一直跌落到低谷。

　　剛剛見到康正的一刹那間，馮晨還以為自己終于又回到了組織的懷抱，可結果，自己不僅成了一位編外人員，而且還要接受政治上的審查。

　　拉開車門，坐上潘武陽的車子，馮晨說：“潘處長，送我回反省院吧。”

　　潘武陽一邊啟動着車子，一邊說：“馮晨同志，你不要有太多想法，康正同志這樣做，也有他的理由，畢竟我們的組織，在這一年多來出了太多的叛徒。”

　　馮晨今天第一次從潘武陽嘴裡，聽到同志兩字，心裡感到一陣溫暖。

　　“潘武陽同志，你也認為我是個叛徒？”馮晨偏過頭望着潘武陽問。

　　“馮晨同志，我雖然不了解你，但我理解你！我們做卧底的同志，為了不暴露自己，不暴露黨的秘密，有太多身不由己的時候。”

　　理解，潘武陽說出“理解”兩字，觸動了馮晨的内心，是呀，理解才是最好的認可，沒有做過卧底的人，是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馮晨同志，其實我也曾經在上海工作過一段時間，我有過你現在類似的遭遇，所以我非常理解你此時的心情。”

　　說着話，車子慢慢朝前行駛着，行駛了一段距離，拐過一個彎道，潘武陽把車子靠在路旁一顆大樹下停了下來。

　　接下來，潘武陽給馮晨講述了自己的曲折遭遇和經曆。

　　潘武陽比馮晨大五歲，出生在漢江邊的一個風景秀麗的小村子。

　　潘武陽幼年好學，16歲時，便考入湖北省立師範學校就讀，在師範學校，他革命的引路人，也是他的老師肖楚女，讓他第一次接觸了馬克思主義。

　　作為進步青年學生，聰明好學的潘武陽，深得肖楚女的賞識。

　　肖楚女是在恽代英的引導下，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他像一顆火種，把馬克思主義思想首次播撒到荊楚大地上。

　　在肖楚女的幫助引導下，潘武陽學習了《資本論》，開闊了自己的視野。

　　一經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便深深植入到潘武陽的頭腦裡，他積極投身肖楚女在師範學校領導的學潮運動。

　　1925年的“五卅慘案”激起了湖北學生的極大憤怒。

　　此時的潘武陽，已成長為湖北學聯的骨幹，作為湖北學聯的代表，潘武陽積極在師範學校裡，領導學運的開展，帶領學生們罷課遊行。

　　由于表現突出，不久，潘武陽加入了共産主義青年團，很快又宣誓加入了共産黨。

　　當時正是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基于國民革命的共同目标，共産黨員可以加入民黨，潘武陽與其他黨員一樣，也跨黨加入了民黨。

　　此後，潘武陽受中共武漢地委書記、民黨湖北黨部常委董必武的派遣，回到家鄉襄陽從事黨務工作，身份是民黨湖北省黨部特派員。

　　之前，肖楚女曾經在師範學校啟動了建立黨組織的準備工作，潘武陽在此基礎上，深入群衆中進行考察，從中發現那些反帝反軍閥和有民主覺悟的人，吸收為民黨黨員，建立了鄂北第一個民黨小組。

　　接着，潘武陽又把這些人發展為共産黨員，這批人，很快成為鄂西北共黨的基礎。

　　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11月份，潘武陽作為湖北選拔的學員，從上海搭乘一艘蘇聯的煤船，到達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中山大學的第一批學員，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潘武陽便是其中之一。

　　當年，為國共兩黨培養了大批幹部的學校隻有兩所，一所是黃埔軍校，另一所就是莫斯科的中山大學。

　　當時的中山大學，實際上是蘇聯共産黨的一個黨團組織，所以招收的共産黨員多于民黨黨員。

　　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以後，潘武陽非常刻苦努力，特别是他的俄文水平提高很快，不久即被選拔為課堂翻譯，在大學裡開始小有名氣。

　　一年後，潘武陽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擔任俄文翻譯。

　　當斯大林在聯共14次代表大會上，發起同托洛茨基分子的鬥争時，中山大學裡也參與了這項運動，潘武陽堅定地站在聯共中央路線這邊。

　　1928年6月18日，中國共産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召開。

　　因大革命失敗後，國内白色恐怖嚴重，會址不得不選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的一個鄉間别墅裡秘密召開。

　　這是中國共産黨曆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

　　這次會議是潘武陽革命生涯的一個裡程碑。

　　出席“六大”的142名代表中，有53名是被指定參加的代表，潘武陽是其中之一。

　　潘武陽既是會議代表，又兼做俄語翻譯，為大會筆譯和整理了很多文件和資料。

　　在代表大會正式開幕前，斯大林召集部分代表和五屆中央委員們談話，6月14、15兩日，布哈林又以共産國際代表的身份召集“政治談話會”，潘武陽先後為多名黨的高層領導人作俄文翻譯。

　　潘武陽的俄語水平和工作實績等，受到中央領導的贊賞，潘武陽由此留在莫斯科工作，擔任“六大”期間，在莫斯科成立的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的秘書長。

　　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是中國共産黨曆史上一個位于蘇聯境内的領導機構，是中共在共産國際設立的常駐代表團，共産國際通過該代表團指導中國革命。

　　1928年年底，潘武陽奉命回國，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負責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并擔任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及《布爾什維克》的副主編，為刊物撰寫了大量重要的社論及文章。

　　這期間，潘武陽還參與籌建了左翼作家聯盟的工作。

　　《紅旗》自1928年11月20日創刊，到1930年8月20日停刊，共出版了126期，潘武陽在這期間，為《紅旗》撰寫了大量的社論、評論、時事等論文。

　　潘武陽還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生活》等刊物上發表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長達數萬字，從中不難看出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和革命才華。

　　特别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潘武陽成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

　　潘武陽不但是李立三的左膀右臂，還是時任總書記向忠發的“文膽”，在擔任向忠發的秘書階段，他代向忠發起草了很多重要講話和文件。

　　正是因為擔任過李立三和向忠發的秘書，這才讓潘武陽後來受到了牽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