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诩如今高居丞相之位，今非昔比，再不能閑雲野鶴，悠哉悠哉了。
他要考慮一朝宰輔該考慮的事。
而這個“朝”，正是韓炜的“涼朝”。

　　在當今的政治活動促成下，簡單的廢立天子劉協并不可行，肩負時代變革大任的丞相賈诩在漢室滅亡特殊性的考慮下，選擇了這樣一種政治路線，漸進式前進，那就是霸者理論。

　　連當年韓炜還是車騎将軍的時候，荀彧也說過：“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缟素而天下歸心。
自天子播越，将軍首唱義兵……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将軍匡天下之素志。
”

　　董昭初歸韓炜之時，也對韓炜進言曰：“将軍興義兵以除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實，此五伯之功也。
”

　　在東漢末年到三國這一段時期，實際政治行動中，經常被替換成另外一種說法“挾天子以令諸侯”。

　　這是一種被後世經常诟罵的“口号”，然而在這些三國風流人物眼中它卻異常神聖，不管倡導“尊王攘夷”的政治家是否潛藏着險惡的用心。

　　不管是奉天子，亦或是挾天子，都有人與韓炜提到過。
當然，這些人都沒有賈诩提出的早。

　　毛階說過：“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功業。
”

　　韓炜在冀州，沮授一樣說了相同的話：“挾天子以令諸侯，蓄士馬以讨不庭，誰能禦之？
”

　　神聖的理由是“尊王攘夷”反映的是西周時期的分封制度。

　　在原始儒家看來，分封制度本質上體現的是對君主的高度忠誠。
在君主專制橫行的時代裡，蘊含如此忠誠精神的制度顯然相當神聖的。

　　然而如果看我們過往的曆史，分封制度始終是國家統一的障礙。

　　從秦始皇開始直到漢武帝時期，君主最大的憂患是如何除掉諸侯國家。

　　漢末三國時，不可能不意識到這種制度的危險。

　　因為強調“尊王攘夷”，不僅僅是在保護現任君主，而且要恢複諸侯國制度，造成國家新一輪分裂。

　　而對待漢室的态度，大抵有兩種，一是更替，二是保護。
他們都趨向“尊王攘夷”，然而他們的用意卻不同。

　　那麼重提這幾乎已經被遺忘的曆史，本身矛盾巨大的制度，政治博弈的各方到底做何想法呢？

　　擁護漢室政權的人在當時已經屬于少數。

　　代表人物是荀彧荀文若。

　　荀彧是非常贊同“尊王攘夷”的，在韓炜奉天子時，荀彧是極力贊成的。
然而後來韓炜想進位涼武成公的時候，他卻以“太祖本興義兵以匡甯國，秉忠貞之誠，守退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結果顯而易見，韓炜毫不留情的排擠了荀彧。
荀彧本來就認為：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

　　他追随韓炜，主要看重了韓炜能再次匡扶漢室，而造成“尊王攘夷”，本意不在複興分封制度，是看中分封制度當中的“尊王”精神，讓當時已經稍成“氣候”的“諸侯”能夠效法西周分封制度下的諸侯，齊心協力地扶持已經失去實權的天子劉協。

　　然而這種“尊王攘夷”已經不合時宜，也是荀彧最後迫不得已離開韓炜，歸隐山林的原因。

　　另外一種“尊王攘夷”是野心家與陰謀家的戰略設想。

　　這也是賈诩極力推行的。

　　賈诩在想什麼？

　　先來看看分封制度和“尊王攘夷“。

　　分封制度是西周為将土地民衆圈讓給本族人員，功臣以及前王朝遺老遺少，讓他們衆建國家，目的是警衛邊患，協助皇室治理疆土。

　　齊桓晉文尊王，是協助當時沒落的周天子懲戒不法的諸侯，并保衛邊疆，宣稱促進周王朝的大團結，實際上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借王室的名義四處征戰，合法擴張。

　　從東漢皇帝賜封各個諸侯的诏書來看，像伊尹，霍光這樣的名臣，像齊太公這樣的大霸主經常被提及，提及的緣由是他們為當時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按照西周分封制度的賞賜原則，對王室有功的人物，是有理由得到土地民衆，形成諸侯國家。
由此可以整理出他們的思路。

　　在不得不尊重現任皇帝以确保政治上能夠主動，但又必須實現自身改朝換代矛盾驅使下，必須踐行“尊王攘夷”的旗幟。

　　用以天子名義出戰，可以宣稱是捍衛國家統一，既為國家立功，賈诩知會韓炜，要常常以功臣自居：而征戰本身是擴張，勢力的擴展。

　　一個口号完美地解決了名義扶漢與實際廢帝的兩重矛盾……進而分封為諸侯國，形成“衆星拱月”的局面，無限膨脹加上适宜的時機，就可以擠掉頹敗的漢室，實現自己的霸王之夢。

　　然而“尊王攘夷”是否同春秋時代的相同呢？

　　兩者之間有着本質的判别。
基本依據就是“王霸”理論的内核部分“霸王之道”。

　　孟子曾經對“王”和”霸“做出判斷：”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

　　法家路線，王是儒家路線。
這是孟子視野裡的“霸王”。

　　但是“尊王攘夷”與孟子略有不同，在策略上較偏重法家路線，而在精神境界是儒家路線，這就是從董仲舒時代提及，由漢武帝開辟的“霸王道”。

　　漢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董仲舒的說法是：“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霸王之道，皆本于仁”。

　　其目标是緻力于實現封建大一統的社會。

　　“王道”指向儒家路線，是“霸王道”的核心部分，強調國家的大政方針必須以儒家路線為方向，把國家塑造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為”的禮制社會，由此它也成為本文緻力闡述的“王霸”理論的本質，據此與春秋時期的”尊王攘夷“有了本質的不同。

　　秦始皇的單純的法家路線的巨大作用也引起漢代統治者的關注，用法家的強硬遏制社會的反抗，或者用嚴厲的法律懲治上層的非法作為，是有效的。

　　可以這樣說，”王道“是本質，是大方向，是哲學上的内容：而”霸道“是‘輔助，在“霸王道”的法家更多成為國家的法律，成為實現公平的手段，是相對于“内容“的形式。
這就是’王道’和‘霸道“的基本關系。

　　“尊王攘夷”的總體思路是，借用春秋“尊王”模式，在策略上沿襲“霸王道”，最終把分崩的社會重新導向儒家始終關懷的世界中，一切指向儒家的天下藍圖和社會情懷。

　　不管怎麼說，如今的朝廷時局，盡在賈诩掌握，韓炜的霸王之業也随着賈诩登上丞相之位從而成功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