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蘇青也有不少文章寫出了戰亂下民衆的苦難，如《上海事件紀念》中逃難的人群，《救救孩子》中在隆隆炮聲下分娩的女人……但她的認識并不“深刻”，思想也沒升華到“趕走侵略者、民族才有救”的高度，正如她也不高唱大東亞共榮一樣，她隻是以家庭婦女的筆記下了自己見到的一切。

　　多年以後，文化界對蘇青有了比較公允的評價：江榮在《拂去塵埃讀蘇青》中說：“40年代前期的上海，時代特殊，環境複雜，在那個環境下活動，若無清明的國家、民族意識，若無堅強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來源，很容易沾上腥氣。”北大教授戴錦華認為：“（蘇青）隻是在一種男性行為的壓抑之下，在一種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種幾近絕望的自虐自毀性的行為。”柯靈也說：“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做是離譜、旁門左道，為正流所不容……”

　　台灣燭微先生披露：其實抗戰後雖然文學界将蘇青定為“漢奸”，可當時的南京政府并未正式調查蘇青，後來還有某大報編輯請其改換筆名編副刊。燭微還說：“她所叙述的一切，坦白而直率……使人對當時的上海的混亂環境有比較清晰的印象。”很多作家都改了筆名，而蘇青就是不改，她一直認為自己沒啥過錯，她覺得自己成不了民族女英雄，也做不了進步女青年，隻是想在亂世中養大三個孩子……盡管還想抗衡，但蘇青内心有些惶恐，一是擔心有人看不慣她，将她弄到監獄，二是經濟上陷于困窘，她積攢的錢被政府強迫着兌換成法币了，幾乎傾家蕩産。

　　沒了錢，蘇青不得不将家搬到藍思安路，那裡是貧民區，住着很多風塵女子，有人譏諷“蘇青與妓女本是同行，現在住一起也是相得益彰”，蘇青立馬反駁：一個靠賣淫來養活孩子的女人，在我看來不啻是最偉大的神聖的聰明人中的一個。

　　沒有男人照顧，蘇青和孩子們的日子過得緊巴巴，這時她身邊出現了一個“有地位”的人，也就是她《續結婚十年》中的“謝上校”。

　　小說中的謝上校出身軍旅，也擅長文字，抗戰勝利後到上海結識了才女蘇懷青。這位“謝上校”又是哪路神仙呢？

　　據台灣的蔡登山先生考證，謝就是姜貴(1908-1980)，本名王意堅，山東熱皿青年，早年加入國民黨，1937年将妻子安置于重慶後，抗戰從軍。抗戰勝利時已是湯恩伯部下一名上校，參與了上海接收，在這期間他認識了蘇青，不久同居。

　　當時上海小報《東南風》還刊登了這樣一篇文章：“……近聞漢奸蘇某多告複活，久寂思動，結識一某軍人作其保镳，拟辦一白話旬刊，其通訊處為靜安寺路某弄，大肆宣傳，毫不知恥，誠怪事也。”

　　姜貴在1946年辭去軍職，于上海出任中國工礦銀行總管理處秘書，兼永興産物保險公司業務副理。1948年12月舉家到台灣，經商失敗後迷上寫字，小有成就。姜貴在自傳小說中寫過一個叫“蘇白”的女子，經曆與蘇青一模一樣：性情潑辣，曾寫了篇自傳體小說《離婚十年》、把“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改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文中寫道：“對于蘇白，說老實的，我已漸漸着迷。她是南京僞府陳（暗指陳公博）的一碟青菜，卻是我的山珍海味。……總之，為了和蘇白方便相會，我決定弄個房子。……周君先帶我去看看，我又帶蘇白去看看，中意，一個晚上，就住進去了。”

　　而蘇青在《續結婚十年》中對“謝上校”的金屋藏嬌有細膩的描寫：有一天，他忽然對我說，有人送給他一幢接收下來的房子，他是不久要回部隊的，房子空着沒有用，不如送給我去住了吧。女人大都是貪小利的，我也自然不能例外，嘴裡盡管說：這怎麼好意思呢？心裡也不免覺得高興……就在一個下着毛毛雨的傍晚，他坐着一輛小汽車來接我去了，汽車穿過許多濕淋淋的街道，他欲語又止，我含笑凝視着他，等他說出話來，最後他這才怪抱歉似的一字一句說道：“那房子……必須用我的名義才可以接收下來……所以……隻得……對他們說……說……你是……”

　　“說我是怎麼呢？”我恐怕房子有問題，不禁焦急地問。

　　他俯首不語，半晌，這才擡起頭來向我告罪道：“我很抱歉，好在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我隻好對他們說你是我的太太。”

　　我驟然覺得臉熱起來，把眼光移開，他卻獨自微笑了。

　　小說中的蘇懷青以為謝是真心對她，以身相許，結果發現謝隻是逢場作戲，後來謝給了蘇一筆錢，潇灑離開。蘇懷青相當拮據，接受了謝上校的錢，發出感歎：一個男人要一個女人是因為錢，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割斷關系也是因為錢，出了錢便可以洗清罪惡，就此永遠無愧于心了。

　　現實中的蘇青，則是被姜貴玩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