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年女師大學期考試中，廬隐和蘇雪林的成績最優，姐兒倆均是性格高傲。

　　廬隐的成績雖好，可時常沒錢，因為母親根本不在經濟上予以支持，還動辄責備，不贊成她讀書，廬隐說自己是“有家歸未得”。

　　那時候北大的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陳獨秀的《新青年》宣傳新思想、提倡白話文，号召推翻封建禮教，李大钊、胡适、魯迅、周作人等大腕雲集北京，成了青年學生的偶像。

　　廬隐與生俱來的叛逆精神被徹底喚醒了，她愉悅地接受了新的學說，積極參加各種演講會，一位女同學在講演會上大講戀愛自由，多數人嬉笑，廬隐站起來大力支持，被同學戲谑為“新人物”。

　　因為熱衷于各類活動，她還被選為學生會的幹事，經常到其他大學參與導師座談會。她與學生會主席王世瑛、陳定秀和程俊英年齡相仿、志趣相投。四人自制統一服飾，出入相随，形影不離，頗有遊俠味，廬隐驕傲地說：“我們四個人就像戰國時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嘗君。”

　　蘇雪林在《關于廬隐的回憶》裡說：“廬隐到了北京以後好像換了一個人，走路時跳跳蹦蹦，永遠帶着孩子的高興。談笑時氣高聲朗，隔了幾間房子都可以聽見進出時身邊總圖繞着一群福建同鄉，叽叽呱呱。講着我聽不懂的福建話。”

　　……五四運動後，廬隐‘務外’的天性好像得了正當的發展，每日看見她忙出忙進。不是預備什麼會的章程，便是什麼演講的草稿，坐下來靜靜用功的時候很少。……廬隐雖然不大愛用功，而天資聰明，功課成績總列在優等。每遇作文時，國文教師發下題目，别人咿唔苦吟，或終日不能成一字，廬隐坐椅子上，低着頭，側着身，飕飕筆不停揮，頃刺一篇脫稿。她的筆記從不謄錄第二遍，反比我們的齊整完全。她寫得一筆顔體大字，雖然無甚功夫，卻也勁拔可愛。她愛演說，每次登台侃侃而談，旁若無人，本來說得一口極其漂亮流利的京話，加之口才敏捷，若有開會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為主席或代表……”

　　1919年初冬，廬隐在北京學界福建同鄉會成立大會上，結識了鄭振铎、郭弼藩（夢良）等人。郭夢良當時是北大哲學系學生，古文根底好，頗有才氣。

　　大學時代的同鄉會最容易引出情感問題，而且多半是畢業之後就分手的悲劇，在中國上百年來都是這樣，廬隐與郭夢良更是悲劇中的悲劇。

　　這群福建的才子才女為弘揚五四精神，決定創辦《閩潮》雜志，大家推選郭夢良任編輯部主任，廬隐為編輯，兩人在工作上有了更多的交流。

　　“五四”運動後思想界一時出現了百家争鳴的局面，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均有不少擁趸者，李大钊先生的“社會主義研究會”也吸引了不少人，郭夢良和廬隐屬于中間派，他們既覺得社會主義有道理，又傾向于無政府主義的自由性，廬隐認識到“一個人在社會上所負的責任是那麼大”，“下決心做一個社會的人”。

　　這時候，她的未婚夫林鴻俊大學畢業了，在山東糖廠謀了個工程師，高級白領待遇。林鴻俊寫信來要求廬隐與其成婚，說自己現在已經有實力擔負起家庭責任了，妹子你委屈了這麼久，以後跟着我享福，另外北京學生運動胡亂折騰，北洋軍閥不好惹，在這世道下咱過個小日子就行。

　　其實林鴻俊是個勤奮上進的好青年，他還對廬隐談了人生規劃，準備報考高等文官，以求更高建樹。

　　廬隐此時的想法完全變了，她對好友程俊英說：“我羨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林來信總講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經回信，請他另找高明。”

　　當初仗義訂婚的是她，現在執意要解除婚約的還是她，才女處世，就是不走尋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