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隐的聲名還是招來一些形形色色的追求者。一個在政法大學讀書的叫瞿冰森的青年，是郭夢良北大好友的弟弟。在一次宴會上他與廬隐邂逅，對廬隐寄予很深的同情，關心、體貼、勸慰廬隐，并向她表示愛意。

　　考慮自己的處境，廬隐有點自卑，覺得“我不應當愛他，也不配承受他的愛”。她抑制情感的依戀，理智地拒絕了他。可瞿冰森并不理解廬隐的良苦用心，反用刻薄的語言譏諷她。卑鄙的是瞿競帶着一位靓麗的少女到廬隐面前炫耀，刺激她。廬隐被擊垮了，她真想一死了之。

　　廬隐本就其貌不揚，加之心靈上斑痕累累，她已把愛的夢想鎖在心靈深處。蘇雪林說“追求她的男友頗衆，她一個也不放在眼裡，高興的時候，對于這些人稍稍假以辭色，與其宴遊，若他們開口求婚，廬隐必将他們大大排揎一頓，把他們轟出去。這時候的廬隐似微有點玩弄男性的傾向，大概是由于心理過于郁結使然。”

　　1928年，她認識了比她小9歲的清華大學的學生――位樂天派的青年詩人李唯建。他是一位向着生命的途程狂奔的青年。他們相識不久，由友誼便發展到了戀愛。

　　李唯建（1907年7月10日-1981年11月12日）系四川成都人。早年與徐志摩、沈從文、邵洵美等人過從較密，曾在《新月月刊》、《詩刊》、《貢獻旬刊》、《人間世》等刊物發表新詩和譯作。著有英文、散文詩集《生命之複活》，長詩《影》、《祈禱》，小品《唯建的漫談》和《相思草》，以及譯作《愛俪兒》、《英官外史》、《英國近代詩歌選譯》、《四川軍閥》等。曾任四川省文史館研究員、省政協委員，并于1978年應聘為中國科學院成都分院英語教授。

　　似乎是愛情又一次照亮了她！他們通信頻繁，愛情急驟升溫。李唯建的出現，如同陽光，照徹了廬隐的幽秘和陰暗。在化名“冷鷗”和“異雲”的情書通信中，廬隐覺得她遇見了一個把她看透的人，那是李唯建給她的小詩：我握着你的心，我聽你的心音。忽然輕忽然重．忽然熱忽然冷。有時動有時靜，我知道你最晰清。

　　面對着情感爆發的火山，廬隐比較冷靜，先是婉拒，後是疑慮，她直言：“我愛你太深，便疑你也深。”然而，信越通越多，話題越來越深入、越來越直白。廬隐很不自信，問李唯建：“我想給你介紹一個年貌相當的女子，她比我好，對你更合适，怎麼樣？”李唯建的回答是：“難道戀愛能容得下第三個人？”廬隐開玩笑說：“我可是有名的掃帚星，你不怕？”“怕，我隻怕取不到最近的距離欣賞你！

　　李唯建在大膽地表白：“我願你把你心靈的一切都交給我，我雖是弱者，但擔負你的一切我敢自誇是有餘的！”甚而膜拜道：“你是我的宗教，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

　　廬隐再也無法招架：“請你用偉大的同情來撫慰我吧！”

　　關于戀愛，廬隐說：“我自然不會主張戀愛要以金錢地位年貌為條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絕對無條件的。”她的條件是什麼？是精神！她自己對待愛情便是這樣的。“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見這樣銳利的人物，而我呢，滿靈魂的陰翳，都被他的靈光，一掃而空……”這是她從李唯建那裡得到的精神财富，也是他們相愛的基礎。她說：“從前我是決意把自己變成一股靜波一直向死的淵裡流去。而現在我覺得這是太愚笨的勾當。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變活，興風作浪。”

　　這時，她從“重濁肮髒的軀骸中逃逸出來了”，她覺得“前面有一盞光明的燈，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還有許多青蔥的茂林滿溢着我們生命的露滴。宇宙從此絕不再暗淡了。”

　　“一個有孩子的寡婦去和一個小自己9歲的年輕學生談戀愛”的新聞迅速在校園内流傳，廬隐開始被人調侃有着“小情人”。社會輿論，親朋故舊的指責、嘲笑、謾罵劈天蓋地而來。廬隐奉行“生命是我自己的，我憑我的高興去處置它，誰管得着”的心态，坦然以對。倒是她的老同學蘇雪林為其辯護：“不應當拿平凡的尺，衡量一個不平凡的文學家。”

　　廬隐、李唯建将他們68封“沒有一句，甚至沒有一個字是造作出來的”情書，發表在陸晶清、謝冰瑩合編的《華北民國日報・副刊》上，後結集為《雲鷗情書集》在上海出版。廬隐的好友王禮錫在序中評論說：“這一束情書，就是在掙紮中的創傷的光榮的皿所染成。它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青年男女們的情感，同時也暴露了這新時代的矛盾。”

　　廬隐可謂是中國現代第一位大量公開個人情書的女作家，在這部情書的結集中，廬隐如此坦白：我來到這個世界上，什麼樣的把戲也都嘗試過了。從來沒有一個了解我靈魂的人，現在我在無意中遇到你，我們第一次見面，就是基于心靈的認識。異雲，你想我是怎樣欣幸？我常常為了你的了解而歡喜到流淚，真的，異雲，我常常想上天使我認識你，一定是叫你來補償我此前所受的坎坷。

　　1930年8月，廬隐辭去北師大附中的教職，與她的“小愛人”（謝冰瑩語）到日本度蜜月。

　　在日本旅遊的時候，廬隐陸續發表了小品文煉京小品》，原拟二十題，但隻寫了十一篇，都在《婦女雜志》上發表過。由于日元高漲，生活不能支持，他們回到杭州，寄居在山清水秀的西子湖畔。

　　被壓迫的靈感，在這美麗的地方，似乎得到了解放。那半年，她寫了一部十萬字的長篇小說《象牙戒指》，這是一部充滿哀感，為她的朋友石評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紀念。這時期，她還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李唯建回憶說：

　　我于1925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那時，我熱烈地愛着拜倫、雪萊、濟慈以及布萊克和泰戈爾的詩，苦苦地探求着人生問題，并寫信求教于泰戈爾，後他回信邀我赴印，行至上海，因故未能如願。1928年重返北平，繼續在清華大學讀書。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經北大林宰平教授介紹，認識了女作家廬隐，相談投契。廬隐在城中教書，我住清華園。結識廬隐後，廬隐考慮較多，她心潮澎湃，某夜寄我皿書一封，表明内心。

　　經我多方勸慰，心緒漸甯，決心生死相從。頻繁的書信，久之成帙，初由天津《益世報》連載發表，廬隐自名“冷鷗”，名我為“異雲”，于1929年由北平法文《政治周刊》譯成法文，出版單行本。再後取名《雲鷗情書集》，于1931年由神州國光社出版。1930年與廬隐結為伉俪，遊日本，住在東京郊區，懷一女，後取名“瀛仙”（即恕先）。不久回，蔔居杭州西子湖畔……1933年夏天，夫妻二人有了一個小女孩名為李瀛仙，乳名“貝貝”。為了生活，二人離開杭州到上海，由劉大傑介紹，廬隐進工部局女子中學，她一面教書，一面寫文章，她自己說，寫文章“自信是為興趣有時也為名，但為錢的時候，也不能說沒有，不過拿文章賣錢究竟是零賣靈魂，有點可憐，所以我甯願在教書的餘暇寫文章了。”她還說：“我不敢為了機械的教書生涯忘記我一向所努力的創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寫……”她不停地創作，在《申江日報・海潮》、《女聲》、《時代畫報》、《前途雜志》和《現代雜志》上，都有她的作品發表。《時事新報・青光》上發表了她的中篇小說《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說《情婦日記》。

　　其實廬隐拼命寫作也是為了養家，“小愛人”李唯建一腦袋浪漫主義思想，有了女兒後就在家帶孩子。廬隐勸他努力上進，他權當耳邊風。這哥們兒也真是人才，在廬隐的散文《玫瑰的刺》中記錄了這樣一件家庭小事：一天夜裡，租住屋裡出現盜賊的動靜，廬隐建議李唯建去找同住的朋友幫忙，李在慌亂之中竟然打不開門“……為了建的緣故，我隻得大着膽子走向門邊幫他開門；其實那門很容易開，我微微用力一擰，便行了，不知建為什麼總打不開。”

　　現在很多人都把廬隐與李唯建共處的四年奉為其最幸福的時光，而據張昌華先生考證“他要求廬隐既做職業婦女養活全家，又做賢妻良母；特别是對待兩個同母異父的女兒有明顯的偏向。這令廬隐十分傷心：喝酒澆愁，打麻雀消愁”。李唯建卻趁廬隐外出打麻将消遣的當兒，不時溜出家門，以緻有朋友在燈紅酒綠的四馬路碰見他“疑心他在逛什麼，哀歎‘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廬隐的朋友擔心李唯建胡來，出面請舒新城介紹他到中華書局編譯所工作。邵洵美在《廬隐的故事》裡寫道“廬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時光’不一定會在每一個人心上走過；喝酒是她愛的，寫文章是她愛的，打麻雀是她愛的，唯建是她愛的……”

　　雖然生活有壓力，但廬隐情緒變得樂觀、開朗，特别是“一・二八”淞滬戰争後，她跳出了由社會、環境、生活築成的囹圄，着眼于民族戰争，在艱苦的條件下，先後創作了中篇小說《地上的樂園》和《火焰》，後者則較直接地反映了在為國家存亡而鬥争中的人和事。廬隐在寫《》火焰時，蘇雪林去看望她：“廬隐對于她這個表揚淞滬之戰的文學作品，卻有點諱莫如深。題材是我詢問再三才肯宣布的，言語間又往往支吾其詞，隻想将話題牽扯到别件事上去。當我到她寫字桌上強去翻看那些原稿時，她劈手奪去，笑着說：‘咖啡香了，咱們到客廳喝去，這稿子留着到出版後再讀吧。難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廬隐是個爽快人，這回為什麼如此？事後我才想起，那個時代的中國新文壇正陷溺于一股奔騰澎湃的共産主義文藝怒潮裡，談愛國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說反動，不惟聽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于出口。廬隐大約因自己過去也曾主張社會主義及國際主義，現忽來了一個大轉變，寫起愛國文藝來，怕我笑她，所以要這樣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調呢？”

　　這時期，廬隐說：“我現在寫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換句話說，我的眼光轉了方向，我不單以個人的安危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寫的《女人的心》，我大膽地叫出打破藩籬的口号，我大膽地反對舊勢力，我大膽地否認女子片面的貞操。”“但這些還不夠，我正努力着，我不隻為我自己一階級的人做喉舌，今而後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為一切階級的人鳴不平。我開始建築我整個的理想。”

　　廬隐的變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上尖銳的鬥争，不會不在她生活和思想裡留下痕迹。她走向生活後，教過小學、中學，也當過一個大學的講師和教授。時代給她的社會經驗是：中國的一切都瀕于破産了。破毀了的社會當然還有希望，這是在最後她才認識了的。

　　廬隐崎岖、坎坷的命運使她在沉淪與前進中幾經反複，但她畢竟還是從感情裡掙紮出來，摒棄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對社會勞苦大衆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應有的修養》一文中說，作家内質方面的修養應該有二：一應對于人類的生活，有透徹的觀察，能找出人間的症結，把浮光下的醜惡，不客氣的，忠實地披露出來，使人們感覺到找尋新路的必要。二應把他所想象的未來世界，指示給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們，引導他們向前去，同時更應以你的熱情，去溫慰人間苦者，鼓勵世上的怯懦者。

　　當她的創作世界重新和廣闊的社會生活聯系起來的時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一・二八”戰役為題材，反映十九路軍奮起抗日的長篇小說《火焰》外，還有收在《東京小品》裡的七篇小說如《火災》，尤其那十四篇雜文，如《丁玲之死》。

　　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頻常有來往，當聽到朋友說胡也頻“以共産之故被捕”後，“想起也頻那樣一個溫和的人，原來有這樣的魄力，又是傷感，又是欽佩”；當聽到丁玲被捕失蹤，又看到《時事新報》有丁玲已被殺害之說後，她認為那是中國文壇一大損失，“時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裡是我們的出路？想到這裡，我不但為丁玲吊，更為恐怖時代下的民衆吊了。”在《監守自盜》中說：“墨子曾經有過一句話：‘竊國者侯，竊鈎者誅’，使我恍然明白從古及今，中國一切的法律，都隻限于約束小百姓，而衮衮諸公呢，那是特殊階級，是孟轲所說的治人階級，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諸公，因此失地萬裡的将軍，塗炭人民的元帥，盡可以挾帶金寶美姬，逍遙于法外，當政諸公，連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頌歌》裡說：“20世紀的人類，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縱然有少數階級，他們是超越天然，而過着四季如眷享樂的生活，但這太暫時了，時代的輪子，不久就要把這特殊的階級碎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極度緊張而嚴重，人類必要努力的掙紮過，尤其是我們中國，不論士農工商軍，哪一個不是喘着氣，出着汗，與緊張壓迫的生活拼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許有詛咒，但我卻以為隻有虔敬的承受，我們盡量的出汗，我們盡量的發洩我們生命之力，最後我們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這炎威逼人的天，将被這無盡的甘霖所毀滅，世界變成清明爽朗。”

　　可惜天妒紅顔，1934年廬隐意外去世――為了省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