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9墨水戰場

　　武田中隊的遭遇不過是當天第6師團所有一線部隊遭遇的一個縮影！在黃浩然的指揮下，黃梅地區的中國軍隊向日軍展開了全方位的“宣傳戰”。黃浩然甚至還動用了蘇聯援華航空隊的轟炸機空投傳單和宣傳畫，成功的在第6師團内部引起了思想混亂，措手不及的第6師團師團長稻葉四郎中将被迫陷入了一場“特别的戰争”之中。

　　對于黃浩然玩的這一手，華中派遣軍隻能是啞巴吃黃蓮，無法發作！這可和日本人乖張狂妄的性格有些不相符合！

　　你可千萬别以為日本人這是良心發現了！東京不敢反擊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在皇軍的内部，也有着一支差不多肩負同樣使命的“筆部隊”，他們炮制了更多不堪的言論！

　　日本的“筆部隊”及“戰争文學”與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日本侵華“國策”的形成過程中，日本早期的一些啟蒙主義思想家和作家起了非常惡劣的作用，其中福澤谕吉、中江兆民、保田與重郎、武者小路實笃等人更可謂“功不可沒”。

　　被稱為“日本近代文明締造者”的福澤谕吉是日本啟蒙主義思想家、文學家，也是最早關注中國問題的日本人之一。他對“國策”形成過程中的“貢獻”在于他創作的《文明論概略》第一次把中國從“文明”國家的檔次降低為與日本平起平坐的半開化國家。到了後來，福澤谕吉幹脆把日本看成是“文明”的化身，而中國則被說成是“野蠻”國家的代表。正是這位出身低賤而又性格叛逆的學者，堅決主張日本“脫亞入歐”，并推動日本一步步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

　　而被稱為“鬼子兵的思想家”的中江兆民則有過之無不及。在其《三醉人經綸問答》中，中江兆民精心安排了“紳士君”、“豪傑君”與“南海先生”三人之間的一場“酒話”，采用“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方式暗示日本在“亞細亞那一大國”(指的就是中國)的利益。如果說中江兆民的侵華思想多少還有些“猶抱琵琶半遮面”，那麼“日本亞洲主義的代表”岡倉天心就有些急不可耐了。他赤裸裸地鼓吹亞洲的一體化是“東洋的理想”、“日本的偉大特權”，他的這一套理論主張後來被軍國主義當局利用，成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根據。武者小路實笃曾經追求過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然而他更是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他大肆宣揚“日本主義”，“死的美學”等，鼓吹“大東亞戰争”、“克服死亡”、“大東亞共榮圈”等。至此，日本思想界、文學界的侵華思想已經走完了從萌芽到成熟的整個過程。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日本文壇的一些代表人物的侵略宣傳、戰争叫嚣與後來的軍國主義、法西斯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并為發動戰争、全面侵華制造了“法理”基礎，進行名目張膽的文化挑釁。

　　可以說在日本侵華“國策”的形成過程中，日本文學家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全面侵華戰争開始之後，日本戰争決策層越來越認識到，雖然戰争的核心是武力戰，而擴大武力戰效果的則是經濟戰、思想戰、宣傳戰，其中尤其以宣傳戰的影響最大。

　　因此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後，日本軍部立即在全軍設置了軍報道部。在軍報道部的組織下，日本各報紙和新聞社派遣了空前陣容的随軍記者進入中國戰場。當時，由各報社直接派遣的記者稱“特派員”，受陸、海軍委托派遣的則成為軍隊文職人員，隸屬陸、海軍省報道部，稱“報道班員”，他們分别穿着不同的制服，也佩挂兇章，其中享受高等官待遇的還與作戰部隊軍官一樣佩戴軍刀。在大舉進行軍事進攻的同時，日本政府開始進一步強化國内的軍國主義體制，要求舉國一緻進行侵略中國的戰争。

　　為配合日軍戰場上的進攻，日本在全國實施“文壇總動員”。絕大多數日本作家都以各種方式“筆征”，積極服務于日本侵華戰争的需要。盧溝橋事變之後的第四天，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迫不及待地召集各新聞通訊社的代表“懇談”，要求他們全面“協力”日本的侵華戰争。7月13日，近衛文麿又召集日本幾家著名的雜志社———《中央公論》、《改造》、《日本評論》、《文藝春秋》———的代表，向他們提出配合戰争的要求。8月24日，日本政府發布《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9月25日負責戰争宣傳的“陸軍情報委員會”升格為“内閣情報部”。至此日本的戰時文學政策已經初具雛形，日本國内的報刊、廣播等輿論工具也開足馬力，向國民全面展開了規模浩大的戰争宣傳。

　　“七七事變”之後，日本一些文人、記者，以及“士兵作家”、随軍僧侶等，紛紛攜筆走上戰場進行“筆征”，組成鮮為人知的“筆部隊”。他們以筆為槍煽動“聖戰”、美化戰争，為侵華日軍歌功頌德。與那些在戰場上殺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兵朝夕相處的，還有一批日本文學家、記者、詩人等。

　　“筆部隊”主要由随軍記者、士兵作家和職業作家三部分組成。這些“筆部隊”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進行“筆征”，或為侵略戰争搖旗呐喊，鼓吹侵略，美化戰争；或一手操槍一手握筆，一邊親自參與屠殺，一邊宣揚“聖戰”和“武功”；或參加各種軍國主義文化和文學組織，炮制“戰争文學”……

　　“筆部隊”的采訪報道必須嚴格遵照軍部的要求，從而完成“筆征”的使命。所以“筆部隊”熱衷于采訪報道那些在日本已有知名度的士兵。友田恭助本名伴田五郎，1899年出生于東京，在應征之前是一位當紅的話劇演員。在淞滬會戰爆發後的第十天，友田恭助在進攻上海渡過吳淞口時中彈陣亡。《讀賣新聞》随軍記者真柄，冒着彈雨用攝影機在近距離拍下了友田恭助中彈倒下的過程，在日本國内播放後引起很大反響。

　　“筆部隊”更是長篇累牍不惜筆墨地渲染日軍的“英勇”與“無畏”。《東京日日新聞》以“百人斬，大接戰，勇壯向井、野田兩少尉”、“百人斬，超紀錄，向井106—野田105，兩少尉延長戰”為标題，刊登了這次駭人聽聞的“百人斬殺人比賽”。此外還連續刊登該報随軍記者淺海、光本、安田、鈴木等4人，分别從江蘇常州、丹陽、句容、南京發回的現場報道，詳細報道了向井、野田兩人在無錫橫林鎮，常州車站，丹陽奔牛鎮、呂城鎮、陵口鎮，句容縣城，南京紫金山等地刀劈百人的經過。這些報道不僅時間、地點明确，殺人過程及其數字清楚，而且還配發了圖片！

　　這些表面上文質彬彬的“筆部隊”與窮兇極惡的槍部隊互相配合，上下呼應，雙管齊下，相得益彰。槍部隊在戰場上源源不斷地殺人，“筆部隊”筆征四方，不停地煽動“愛國主義”，為槍部隊喝彩打氣。“筆部隊”是日本侵華文學的炮制者，也是侵華戰争的煽動者、鼓吹者，是所謂“思想戰”、“宣傳戰”的主體，是日本對華進行文化侵略和滲透的主力，在侵華戰争中起到了“槍部隊”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由此可見，和日本人的歹毒用心比較起來，黃浩然發動的這場宣傳戰充其量不過是一次“言論反擊”！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要想答應這場陰暗面的較量，日本隻能采用同樣的宣傳戰反擊回去！此時“筆部隊”已經接到了東京的命令！

　　當然，僅僅是這樣的一場宣傳戰還不足以讓稻葉四郎師團長下達讓部隊停止前進的命令，最終讓第6師團臨時停下腳步的真正原因其實有兩個，第一原因是第25集團軍這支中國王牌突然出現在黃梅戰場，使得第6師團感覺到了兵力不足，另外一個原因則是發生在獨山鎮的一場“意外”戰鬥。

　　獨山鎮位于位于風景秀麗的皖西地區，附近有一條公路，公路兩側山嶺起伏，村落點點。這裡土地雖然瘠薄，但民風彪悍。

　　由于獨山鎮背靠着龍感湖，一旦占據這裡，便可以渡過龍感湖穿插到和九江隔江相望的分路鎮和小池鎮，建立前進炮兵陣地，所以這一帶沒少打過仗。

　　中原大戰的時候，獨山鎮為了維持地方治安開始成立民團。頒布了獨山鎮鄉團章程，勒令民戶捐款買槍，費用按擁有土地的多寡攤派。

　　獨山鎮規定，凡有土地一垧（十畝）以上的農民必須出錢買槍；無力單獨購買者，聯合幾戶合購一支。結果截至中原大戰結束，獨山鎮下屬各鄉共擁有長短槍四、五千支，實力頗為雄厚！平日裡不打仗的時候這些民團由縣警察局派出的隊長管理。

　　而緊靠獨山鎮臨近龍感湖的下新鎮，也同樣建立了好幾支民團，擁有長短槍四、五幹支，這就等于當地的民團規模有一個師左右！(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章節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