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宣大院君李昰應的這道命令引起地方兩班和儒生的強烈反對，他們以“儒通”的辦法向全國發出檄文，選派代表在漢城王宮前示威。

　　興宣大院君李昰應毫不動搖，遂派軍卒解散集會，把儒生趕過漢江。

　　《撤廢今》實行的結果，使全國百姓歡欣鼓舞。但是，書院的殘餘勢力仍然相當強大，并且成為後來大院君失勢的原因之一。

　　大院君的财政稅制改革也有一定的意義。

　　由于他較接近社會下層，對“三政”紊亂危害有較多體驗。

　　從高宗即位之日起，便通過趙大妃提出了“謹慎節儉”’、“濟生民、裕國計、懲貪墨、振紀綱”的建國方針。大院君身先力行，令其叔李載元上疏，聲明白動放棄全部免稅田産，同時，還嚴禁宮房及内司官員出沒外邑作弊，革除宮房在三南地區無土收稅的弊端。

　　高宗初年，國庫拮據，人民不滿情緒日趨嚴重。為沖出财政困，境緩和階級矛盾，大院君對兩班貴族官吏的一切經濟特權進行管制，調整各類稅賦制度。

　　高宗四年，大院君嚴令廢止地方宮向王室與權門獻納當地土特産的慣例。

　　大院君企圖恢複與加強****王權統治的種種改良政策，收到一些效果，對改變國家和社會面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當時的情況下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但是，大院君上述執行的改革措施，都具有很大的不徹底性，正面效應微弱，副作用和負面效應卻很明顯。

　　大院君剪除了安東金氏的勢道政權，但王權并未得到加強，倒是在強化中央集權的标榜下，建立了以他為核心的全州李氏專權體制；他企圖壓制地方兩班和儒生的朋黨私議而削減書院，但仍在全國保留了47所“額賜書院”，後來還縱容保守派的儒生反對開化派的主張；他廢除了嚴酷剝削農民的法制，以示對百姓的讓步，卻為了重建王權象征的景福宮而設立種種新稅，結果，完全抵銷了微弱的正面效應，造成了國内政情動蕩、社會秩序混亂，民怨沸騰、反改革勢力乘機積聚！

　　朝鮮的情況，可以說比清國嚴重的多，大清國最起碼還是有着強大的中央集權的，慈禧太後在曆史上也是壽終正寝，在死前，除了一段鬧劇般的變法，并沒有真的影響到慈禧太後對于整個國家的掌控。

　　萌少爺打算要去找的人，就是興宣大院君！

　　萌少爺知道，像是理查德哈裡斯王子這樣的外國人，根本不懂得東方的文化，或者說，理查德哈裡斯王子還太嫩，不懂得怎麼去外交，也不能說外國人就不懂東方的外交。

　　應該說是理查德哈裡斯王子還不太了解在東方的交際手段。

　　雖然萌少爺和理查德哈裡斯王子和卡特莉娜卡芙公主是合作形式，但是萌少爺并沒有打算隻是讓理查德哈裡斯王子挂個名頭，萌少爺是真真切切的讓理查德哈裡斯王子參與到了國家的管理當中的，至少，理查德哈裡斯王子，已經是作為萌少爺的助手存在。

　　雖然萌少爺現在手頭的勢力，幾乎沒有任何的影響，不過，萌少爺手中還有軒宗露這張牌，遼甯巡撫不是蓋的，在别的地方看來，遼甯巡撫簡直弱爆了，不過，對于朝鮮來說，遼甯巡撫的地位可是能等同于朝鮮的王！

　　為了顯示王朝的權威，大院君于高宗二年(1865)下令重建景福宮。

　　景福宮原是太祖李成溪創建朝鮮時，為了彰顯王室的威嚴，在太祖三年（1394年）動工，第二年九月完工，是個以中國的紫禁城為藍圖所興建的宮殿。

　　“景福官”的名字是在定都之前命名，出自《詩經》中“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這句話。

　　其後，到了景福宮建立滿160年的明宗八年（1553），發生火災，第二年針對火燒的部分予以重建。又過了過了39九年之後，在宣祖壬辰倭亂之時，再次發生火災，其後270年間，一直處于廢墟的狀态。由于财政困難，曆任國王均不敢貿然重建景福宮。

　　高宗二年（1856）大院君以趙大妃的名義，下令在原址的灰燼上，重建景福官。

　　在百姓之間，贊成與反對的言論不斷此起彼伏，但是對貧困的百姓來說，這樣浩大的土木工程是非常沉重的負擔。

　　大院君專設了營建都監，負責激勵景福官的工程。

　　剛開始，還避免強拉一般百姓參與修建，但是，過了一段時日之後，發現工程進度緩慢，大院君便決心派人到全國各地，強拉壯丁加入工程。

　　景福宮重建總共動員上百萬人力，投入800萬兩巨額白銀。

　　為了籌措這筆龐大的費用，除動用國庫儲存外，大院君不得不在減輕和平均人民負擔的同時，向人民征收新的捐稅，其中包括向農民征收“結頭錢”、“城門稅”、“願納錢”等等。并且此種征收多為強制攤派，于是名為“願納”實為“怨納”，人民怨聲載道，稱“結頭錢”為“腎囊錢”。

　　此外，為了激勵土木工程的進度，還動員舞童隊、農樂隊、男寺黨牌等慰勞隊伍。因此金錢的投入越滾越大，别無他法之後，大院君政府甚至賣官買爵募集經費。

　　為克服财政危機，高宗三年起，大院君還實行通貨膨脹政策，大量鑄造劣質的“當百錢”。不過隻有當時通用貨币四五倍的價值，稱之為“當百錢”，以百倍的價值強制通用，至使物價暴漲，财政空前混亂。

　　高宗五年起，政府又從中國進口“清小錢”取代“當百錢”，其币值也僅有實價的一半。這個惡性的通貨膨脹，引起了物價暴漲，又不可避免地招來王室、兩班、官僚等的苛斂誅求，與一部分商人的暴利，在這種重壓下的人民生活，更落于苦病深淵。

　　此時王室宗親、貴族與富人們，因大院君“願納錢”的政策侵犯到了他們自身利益，自己的金錢被無情的奪走，而感到強烈不滿。但是，沒有人敢将自己的不滿說出來，隻有敢怒不敢言。大院君的高壓統治已經到了令人畏懼的程度。一般百姓因為無法維持日常生計，對大院君的怨恨與日俱增。

　　興宣大院君李昰應為了秘密找出像對他心懷不滿的富人，就在京城與地方的各個官府實施情報政治。給予天熙延、夏正日、張順奎、安舉州等四人，以莫大的權力，讓這四個人負責籌措經費與機密事物。這四個無名小卒平地登天，一時間張狂之極，他們的暴行更是難以形容。當時社會大衆将他們四人稱為“天下長安”。

　　大院君不滿足于此，還叫宦官李昱和将宮内的所有動态，钜細靡遺的盡速回報。另外，向所有的官府都派了心腹去當間諜，秘密收集各種情報。同時，為了連各地方的情報都能收集到手，大院君廣派手下，每天都有人直接向他彙報報告各種大小情報。運用如此綿密的情報網，大院君可以端坐雲岘宮内，輕易的掌握天下動靜。

　　但是，導緻民心背離的高壓統治，絕非長治久安之策，高宗五年全羅道光陽縣農民舉事起義。

　　就在朝鮮李氏王朝風雨飄搖之時，國際局勢也風雲變幻。1854年，日、美簽訂了《神奈川條約》；1859年中、英簽訂了《天津條約》；1860年，中國清政府先後與英國、法國、俄國簽訂了《北京條約》。

　　此時的東亞地區，朝鮮半島日益成為列強争奪的對象。

　　歐美各國以朝鮮為清朝“屬邦”為由，要求把它們在中國攝取的特權擴大到朝鮮半島。西方列強的無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斷然拒絕，理由是：朝鮮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從不參與。于是此後，英、法、美等海洋國家從南方海路，俄國則從北方陸路，直接向朝鮮施加壓力。

　　1689年康熙帝執政期間，中國和俄國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該條約遏制了俄國向中國黑龍江的入侵，俄國遂向太平洋北岸發展擴張勢力。在以後的一個半世紀裡，俄國跨過白今海峽向北美大陸推進，與西歐殖民勢力争奪對北太平洋的控制權。克裡米亞戰争(1853一1856)後，俄國在黑海地區的擴張受阻，在北美的競争亦受到美國與英法勢力的抑制，于是俄國轉而向中國大陸和東北亞擴張，形成所謂南進政策。

　　1860年，俄國通過《北京條約》奪取了中國烏蘇裡江以東4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從而把領土擴大到與朝鮮接壤的地方，嚴重威脅着朝鮮的安全。

　　早在1854年，俄國的一艘商船曾侵入朝鮮境内，并與邊境漁民發生沖突，導緻後者數人傷亡。俄國要求朝鮮在北部邊境開港通商，為俄國移民開辟居留地。

　　高宗元年（1864年），俄國一行5入至圖們江要求通商，當地官吏立即請示新成立的大院君政府；翌年9月，俄國數十人攜帶官方信函，強行抵朝，要求直接與鹹鏡道觀察使談判通商事誼；接着，11月内又有兩批俄國人犯境，并提出相同的要求，直至慶興府使尹聯答應在90天内給予答複後，方才離去。

　　大院君執政的最大目标是挽救面臨崩潰的統治體制，鎮壓農民起義，并在這種基礎上，享受王室的榮華。因此，面對日益險惡的國際環境，與西歐、北美特别是俄國的現實威脅，大院君采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

　　大院君把加強國防安全作為内政改革的重要内容。

　　首先，他改革軍政、強化軍紀、改善士兵供給、調整軍事指揮系統、重建三軍府。為了提高軍事能力、鞏固海防，大院君政府加強了對以炮手軍為核心的軍隊訓練和裝備，強化了江華島、桐喬、永宗島等兩海岸各道、邑、銷及漢江入海口的防禦設施，提高了沿海三道水軍統制使的地位，增設了統制中軍。

　　同時在北部國境地區實行屯田，禁止與俄國通商與交往，并加強對中朝邊境貿易的管束，從而建立起嚴密的對俄大陸封鎖體制。

　　趁着政府面臨外交難關的時候，朝鮮的天主教人首先進行了活動。

　　由于天主教的教義與李氏王朝信奉的儒家傳統教義相違背，因此天主教曾數次遭受朝鮮統治階級的大鎮壓。

　　天主教愛朝鮮一直處于地下階段，但是其潛勢力已蔓延各處。當時教人南锺三等，向大院君建議，以保障天主教傳教自由為條件，天主教國—一法國，将援助朝鮮對付帝俄。大院君對于這種建議，起初似乎有首肯之意。但經通過與教徒交涉後，探知了教會的内幕，同時，俄國當時西方多事顧不到東方，而不固執要求，不久就撤去。于是大院君的态度猝變，以邪教是外敵的走狗為理由，于高宗三年（1866年）二月，大批屠殺了天主教徒。當時因此被屠殺的教徒，京鄉各處達數萬人，其中包括法國傳教士九人。史稱“丙寅邪獄”。

　　隐蔽極深的法國傳教士賴德爾在11名朝鮮教徒的掩護下，沖破大院君布下的天羅地網，于忠清道塘裡浦乘小舟逃出朝鮮，3日後到達中國煙台。當時，法國亞洲艦隊司令羅茲駐屯天津，賴德爾連赴天津向羅茲報告了朝鮮政府迫害天主教的實情。

　　羅茲與法國駐華代理公使伯洛内協商後，向清政府總理衙門提出嚴重抗認，聲言：“法蘭西皇帝陛下決不寬恕此種暴行，将派遣駐紮臨近水域的艦隊滅亡朝鮮，廢黜現國王，并依本國皇帝之命擁立新國王。既然朝鮮乃中國屬邦，其内政外交向由該國自行專主，則不許中國提出異議。”

　　清政府得悉“丙寅邪獄”後，感到事态嚴重，擔心法國借機進行武力報複，而影響中法關系。

　　因此，接此公函後，總理衙門一方面照會法國駐華代理公使，要求法國不要倉促用兵，另一方面今禮部緻函朝鮮政府，通報法國的意向，提醒對方作好萬端準備。

　　大院君對于中國禮部的咨報，毫不驚慌，一方面命令各地官廳強化國境警備，一方面為肅清内應者進一步加緊對天主教徒的鎮壓。

　　同年九月，法國遠東艦隊提督羅茲，率領軍艦7艘，由中國煙台出發，企圖攻陷江華島，并在通津登陸，拟進逼京城。

　　然而，法國侵略軍在江華島鼎足山城，被朝解軍隊勇将千總梁憲洙擊退，又在通津文珠山城，被哨官韓聖根擊破，士氣沮喪而退卻。

　　敵軍撤退時把江華島掠奪一空，将金銅财寶和包括《李朝實錄》在内的貴重典籍裝入18個木箱運走，其中僅黃金即價值50萬法郎，并放火焚燒了康甯殿等多處官衙和民房。11月18日法國艦隊于朝鮮外洋解散，旗艦與“肯馨”号撤往日本橫濱港，其他艦隻駛向上誨和煙台。于是由法國發動的曆時兩個月的武力入侵以失敗而告終。這次外國入侵，史稱“丙寅洋擾”。

　　此次法國軍艦的侵擾，對于朝解社會，給予了空前的影響，在朝野之上引起極大的恐慌。

　　但是全朝鮮人民，面對外國的侵略，喚起了民族意識，激發起同仇敵忾的決心，這次勝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大院君妄自尊大，以為對法國的勝利是自己指揮有功，而加強施行“攘夷”政策。

　　在法國艦隊侵入江華島前，同年七月，曾有裝備了重型武器的美國商船“舍門将軍”号，侵入朝鮮，置地方官員的勸告與抗議于不顧，溯大同江，後竟派3人上陸，深入内地10裡至玉硯池進行偵察。

　　然後突然向監視美船行動的船隻發動襲擊，綁架監營中軍作為人質，提出以供應1000石白米、相當的金銀與人參為撤退條件，并肆意向岸上軍民開槍射擊，進行威脅。軍民忍無可忍，決定進行反擊。群衆中一位勇士，隻身救出了被扣在船上的中軍；接着，又趁水位下降船隻擱淺之機，發動火攻，使“舍門将軍”号人船俱亡。

　　以“舍門将軍”号事件為轉機，華盛頓于高宗四年（1868年）采取行動，派遣美國軍艦入侵朝鮮水域，在黃海，平安道沿海對“舍門将軍”号事件進行“調查”和測量航道之事。同年，以德國人奧特洛特為首的德國人、美國人、法國人組成的海賊團，侵入忠清道德山，正在挖掘大院君之父南延君的墳墓，盜取寶物的時候，被永宗島佥使的軍隊擊退。

　　“舍門将軍”号事情的“調查”，實際上是美國大舉入侵朝鮮的前奏。

　　到了高宗7年(公元1871年)四月，駐在北京的美國公使令亞細亞艦隊司令羅傑斯，率領五隻軍艦，侵入江華，北以武力占領江華島廣城鎮砌台，據為基地，威脅大院君政府，強迫其締結通商條約。

　　大院君拒絕之，勇将中軍魚在淵的部隊襲擊美軍，在皿戰中給敵人以重創後，全軍在廣城鎮壯烈犧牲。

　　受到朝鮮閉關政策打擊後的美國侵露者，不得不放棄江華島作戰計劃。

　　此後，雙方經過20天的對峙和“書翰外交”，出于勝利擊退法國海軍入侵的自信心，與盜墓事件所激發的對西方人的仇恨，大院君斷然拒絕了美國的要求。美國在誘使大院君政府，就簽訂一個條約而進行談判的一切努力歸于失敗之後，命令艦隊退出朝鮮，撤往中國煙台。朝鮮軍民粉碎了“辛未洋擾”。

　　昧于世界國際形勢的大院君，在兩次擊退“洋夷”之後，沾沾自喜，頑固地認為在他的統治下，朝鮮定能與世界各國隔絕，自立于一隅。

　　因此，更加努力維持舊有的封建制度。

　　興宣大院君李昰應下令全國，将“丙寅洋擾”時的閉關标語：“洋夷侵犯，非戰即和，主和賣國，戒吾後世子孫。”刻于石碑之上，稱為斥和碑，立于京城平壤及全國主要都市的大路上。

　　這不過是大院君對世界情勢極端無知的，井底之蛙一樣的自滿。

　　萌少爺的問題，現在就在這裡，朝鮮的實際掌權人，興宣大院君李昰應，是一個和李鴻藻那樣的極端的仇視外國人的保守派，要想和和這樣的人達成私下交易，困難将會非常大。(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