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880年前面幾年，許多危機發生時，如同前十年一樣，俾斯麥絕不要打仗。

　　他三次用盡全力維持和平。他回顧從前，又舉出全數使奧地利變弱的内在因素。

　　種族複雜、天主教的勢力、泛斯拉夫主義，波斯尼亞、塞爾維亞、波蘭人問題，捷克人問題，特林提諾問題，他預料無論以上哪一個問題或全部問題都能變成為結晶點。

　　不僅使奧地利，而且使全歐洲發生危機，德國所受的影響隻是因為德意志與奧地利成立結實的聯盟。

　　我們如認為三國聯盟在無論什麼兇惡時期，内部都有一個穩固的基礎就未免太不理智了。

　　聯盟之後，俾斯麥就不肯在巴爾幹對奧地利提供德意志的幫助，後來幾年有好幾次也是這樣。

　　他卻很謹慎的避免同俄羅斯破裂。隻有在這樣條件之下，能夠保全三國聯盟，隻能由俾斯麥指導。

　　當他在的時候，這樣松散的結合很少發生危險。

　　在他的後任手上，那時候這個聯盟就變成緻命傷了。

　　俾斯麥若遇着歐戰前的危機會怎樣對付，我們從他當1880年的危機發生時的行為就可以推論而得到了。

　　三帝聯盟因對保加利亞問題意見不同而破裂俾斯麥與奧地利、意大利、羅馬尼亞聯合，而俄羅斯人剛要逐出那個巴騰堡元首，要自己管理保加利亞；維也納人忽然要求德意志幫助他們的巴爾于計劃。

　　俾斯麥絕對不肯，他隻肯作到維持現狀。

　　倘若奧地利人要奪土地，這是他們的事，他們做這些事自己要冒險的，“倘若因為俄羅斯放肆侵犯或不顧條約而挑釁，我們準備用全力扶助奧地利；倘若因為奧地利未同我們會談而侵犯塞爾維亞，因而與俄羅斯作戰，我們就不準備對德意志說這次要同俄國打仗。”這許多危機重新令俾斯麥不放心。

　　他對陸軍大臣說道：“我們苦得不到錢用以籌備新軍，我就去偷這些錢，我在監獄裡比現在睡得更放心！”

　　俄國皇帝亞曆山大第二次被刺。他的兒子亞曆山大三世雖不反對德意志，卻較難說話。

　　新的俄國既不肯再發展三國聯盟，俾斯麥又改變面目，他先提議要同俄羅斯聯盟，俾斯麥在與奧地利會談之後八年，準備會俄羅斯。

　　但是與奧地利聯盟仍然不動，對情人來說還是喜歡這樣聯盟。

　　德意志人願意同奧地利的德意志人結合，這樣的行動是很有利，很自然的，他們就無暇顧及帝國南部，隻有少數人是日耳曼族，也不顧在奧地利政府辦事的文官們，與在奧地利國旗下打仗的軍人們，是異族人，語言不同，他們同法國人一樣對德意志人充滿敵意。

　　當時保羅舒瓦羅夫伯爵（這是彼得舒瓦羅夫伯爵之弟）變作俄羅斯的東方政策的局長。

　　他告訴俾斯麥，隻要俄國能到海峽，德意志就能夠派一位鎮守出使巴黎。

　　俾斯麥現在急于與俄羅斯簽訂條約，如同八年前安德拉西急于與德意志簽訂條約一樣。

　　兩次都是再保險，用意卻極其不同，這次同俄羅斯新聯盟是要保護德意志以抵抗法國。

　　他的目的純粹是保守的。他絕不要使法國變弱了，而不成為一個強國。

　　他很不想法國變弱，因為他幻想格拉德斯通有願與俄羅斯聯盟的可能。

　　這樣一來德意志就不得不投入法蘭西懷裡。

　　無論怎樣他必須得到法國或俄羅斯的幫助。

　　“假如法國攻打我們，我們絕不應該幻想我們能夠破滅這一個民族，這個民族有四千萬這樣的聰明人。東邊半個歐洲的三個大帝國嘗試毀滅遠不如法國那樣強健的波蘭民族有一百年了，還是毀滅不了，倘若法國仍然是一個強國或稍微休養之後，又變作強國，使我們常常視它為一個可怕的鄰居。假如第二次戰争，我們還是獲勝，我們必定要體恤它，如同我們在德奧戰争之後那樣體恤奧地利。假如我在帝國議會有時唱另一個腔調，我不過要恐吓我們的将來的仇敵以保和平的局面。倘若不能免于戰争，我們在我們的第一次勝仗之後，必要以容易的方法與法國講和。倘若我們打敗，我們難以确定俄羅斯會喜歡看見一個打勝仗的法蘭西共和國前進，更走近俄羅斯的邊界。”俾斯麥對德皇道：“不光是華國，日本，英法，之間的問題，還要考慮到沙俄，我們最強勁的敵人，始終是沙俄！”

　　“你覺得，華國和德國之間的外交，對于沙俄，有影響，有關系？”威廉一世聽俾斯麥這麼說，重新緊張起來，德國和沙俄，似乎從來沒有辦法真的到一起去，似乎整個歐洲國家，都沒有辦法和沙俄到一起。

　　“當然有關系，華國如果處理好這次同日本的事情，很有可能穩固在中亞的防線，這将在沙俄身邊埋下一顆炸彈，随時會爆炸的炸彈！同時，華國要是真的介入阿富汗問題，同英國撕破臉，對于遏制英國在亞洲的發展，是極其重要的，我們沒有能力，也不方便直接介入，有一個國家，既可以和沙俄搗亂，也可以和英國搗亂，同時，他們始終處于戰争的陰影之下的話，還有時間發展經濟嗎？這些，對于德國來說，難道不是有利的？”俾斯麥的論點非常有利。

　　德皇威廉一世站起身來，看着大廳中的世界地圖，一大片的紅色有些刺眼，那些，代表的是華國的勢力範圍，但是華國的中亞地區，插在沙俄和英國的勢力範圍之間，這又讓威廉一世感覺舒服。

　　威廉一世再次看了看桌上的那個紅色信封，仍然舉棋不定，看着俾斯麥道：“你說動了我，可是我們即便是置身事外，也可以拿這筆錢吧？”

　　俾斯麥也同樣看着德皇，沒有任何的表情，在思索着該怎麼回答。

　　戰争對俾斯麥來說隻是一種達到目的的工具，因而他的“自制”意識還表現在對待武力的态度上。

　　他是強權政治的信徒，然而，俾斯麥首先不是一個軍事狂人；而是一個政治家，是一個讓手段完全服從于目标的政治家。

　　普奧戰争結束後，在德國湧現了希望通過暴力完成統一的要求，俾斯麥卻高度保持理智：“我也認為，僅通過暴力事件來推進德國的統一是可能的。但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是造成一場暴力災難的使命，和選擇時機的責任。任意地、僅僅按照主觀的理由而決定幹預曆史的發展，結果總是隻能打落不成熟的果實。至于說，德國的統一在目前不是個成熟的果實，在我看來是十分清楚的。”

　　武力的使用一定要慎重，必須服務于現實政治目的。在強調國家利益至上的國際無政府狀态中，國家目标的實現必須建立在強大的國家實力基礎之上；同時，國家實力的使用要慎重，應當把國家擁有的強大實力與靈活的均勢政策結合起來，以更好地實現國家目标和利益。

　　為了德意志統一，俾斯麥發動了三次王朝戰争。普丹戰争發生于1864年，1864年2月開戰，丹麥很快戰敗。根據當年10月簽定的維也納和約，普魯士占有石勒蘇益格，奧地利帝國則得到了荷爾斯泰因。

　　對丹麥的戰争結束後，他便積極籌劃對奧戰争，1866年6月17日普魯士出兵荷爾斯泰因，發動對奧戰争。

　　“如果有華國的存在，能夠使得英國，沙俄，始終置身在戰争陰影之下，這本身對于德國來說，是好事。”俾斯麥做着最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