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一聽萌總裁這麼說，就明白了，不過也松了口氣，萌總裁不治他的罪，他已經很感激了，也沒有奢望過可以向李鴻章一樣受重用。

　　李鴻章則是喜出望外，沒有想到萌總裁還這麼尊重自己，沒有忘記自己當初對他的庇護。

　　不過，李鴻章卻恭恭敬敬的垂手在一旁，不敢露出半分喜色。

　　萌總裁見幾個人戰戰兢兢的模樣，一陣好笑，招了招手，潔格格會意，來到了萌總裁身邊。

　　萌總裁握着潔格格的手道：“你們不用這麼緊張，華國不是以前的清廷，大家随便做吧，在工作上，全天下的人都是平等的，在生活上，全天下的人更是平等的，平等，自由，這是華國的核心思想。”

　　李鴻章輕聲道：“幾位，坐吧，這現在是華國了，洋人們怎麼樣，咱們現在大概是那個意思了。”

　　萌總裁笑道：“差不多，不過，咱們也不完全學習洋人，中國人自己也是有很多好傳統的，儒家沒有錯，科舉也曾經有過重要的曆史意義，這些都要肯定！隻是時代變了！咱們要向前看！”

　　幾個老顧問連忙将萌總裁的這番話記錄下來，惹得潔格格嫣然一笑。

　　萌總裁這邊在緊鑼密鼓的進行自己的改革計劃，日本也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統一運動，明治維新政府要徹底粉碎幕府的勢力，将日本推上軍國快車道，推上改革的快車道。

　　1868年5月3日，時任倒幕運動統帥之一的西鄉隆盛，率領浩浩蕩蕩的天皇大軍護送明治天皇踏過櫻田門，進入到江戶城（後來的東京）的皇城内。推翻幕府後的倒幕派也就此掌握了國家政權，拉開了明治維新的大幕。

　　一切都是重新開始，倒幕派很快成立了以明治天皇為首腦的明治中央政府，積極尋求強國富民之道。這幫來自日本薩摩藩和長州藩的舊武士，在19世紀席卷世界的工業化和商品經濟的浪潮下開始思索日本的出路。他們用了短短3年時間，就打倒了一個舊體制，為當初救國圖強的夢想打造了一個平台；然而推翻一個舊政權容易，但建設一個新國家卻絕非易事，當時擺在新政府面前的，是一個近乎四分五裂的國家。明治初年，日本雖然成立了以天皇為最高權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權體制，從幕府時代延續下來的274個藩（諸侯國）仍然保持着獨立的軍隊、财政和領國内的統治權，明治政府對國内的控制力極為薄弱。當時的明治政府面臨着三重壓力：

　　首先，明治政府本身并無直轄武裝力量。新政府僅僅靠薩摩島津藩、長州毛利藩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薩長聯盟與明治政府的利益點不合，政府将無兵可依，勢必垮台。

　　其次，明治政府在财政上僅能征收和調配全國資源的30-40%，卻要負擔作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見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時日本仍在歐美列強的幹涉和不平等條約壓迫下，明治政府繼承了幕府的對外債務和各項賠款，無疑進一步加重了财政負擔。

　　第三，維新之後，日本整體政治氣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時期，隻不過效忠對象由幕府轉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維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争權奪利。

　　窮則思變。新政府中以“明治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為首的開明派認識到：欲在内消除割據分裂的隐患，對外擺脫列強壓迫的危機，必須構建與幕府時代不同，能“與萬國相對峙”的新日本，對于這個新日本的構架，後來擔任首相的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須建立絕對主義的中央集權體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關鍵在于廢除各藩，清除構成“小權”的基礎。

　　至此，維新派對症下藥，連出三招：

　　第一招，版籍奉還。将舊藩主對原有領地和農民的世襲統治權收回，這樣就剝離了各地方大名對人口和土地的控制權，消除了地方割據的經濟基礎；

　　第二招，廢藩置縣。明治政府把各藩大名集中到東京居住，地方行政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府縣知事管理，這樣就徹底地剝奪舊勢力的政治權力；

　　第三招，頒布《廢刀令》《征兵公告》和秩祿處分。這一招破除了舊武士在經濟、軍事以及社會地位上的特權，有力地打破了幕府時代的舊秩序，為新的社會秩序形成奠定了基礎。

　　這三招不可謂不狠，打得舊勢力連連吐皿。從衣食住行，到地位面子，給你來個一撸到底。雖然明治政府給了舊藩主和舊武士一定的贖買金，但是長期如寄生蟲般生活的士族階層既鄙視親力親為的農業勞動和商業買賣，又毫無一技之長；不少投資做生意的武士更是虧了本。馬克思說過：“社會的變革總是以犧牲部分社會成員的利益為代價。”而在明治政府的新政下，被新時代犧牲掉的舊社會特權階級如同從天上掉入地獄，生活境遇和社會地位的轉變，讓他們覺得自己成了被抛棄的一群人。就這樣，伴随着明治維新改革的深入，明治時代的危機也開始積累。

　　與此同時，明治政府在對外事務上也出現了不和諧的聲音。作為一個資源匮乏的島國，日本明治政府從立國之初，就确立了對外擴張的基本國策。雖然解決了“幹什麼”的問題，但在“怎麼幹”的問題上，以西鄉隆盛為首的勢力主張先征服朝鮮，再圖中國的對外擴展方針，他們因此被稱為“征韓派”；但是從歐美考察回國的岩倉使節團在見識過歐美列強實力後，深知當時的日本還沒有出兵朝鮮的實力，解決内政才是當務之急。這樣，西鄉派和歸國後的維新派圍繞着“庫頁島問題”、“征韓問題”、“征台問題”進行了激烈的鬥争。最終，西鄉隆盛的薩摩征韓派失利，1873年，西鄉辭職回鄉，退出了明治政府。而這一次的退出，也奠定了西鄉隆盛在當時日本國内反對派領袖的地位，也為之後的西南戰争埋下了伏筆。

　　明治政府逐步廢除士族特權，本就引發了士族的不滿，而對外戰争暫時被否決，向海外轉嫁危機的途徑也被堵死，士族宣洩不滿的途徑就剩下反對明治政府一條路了。而西鄉的下野，使不滿的士族們有了精神領袖和實戰指揮官，讓不平士族們的基層和高層得以結合，時局發展到這一步，西南戰争已是不可避免了。

　　1877年1月29日夜，薩摩藩鹿兒島，一群身着學生制服的人突然襲擊了草弁田彈藥庫，搶走了裡面的武器彈藥。幾天後，也就是1877年2月3日，鹿兒島警察局拘捕了來自中央政府的密探，并得到其要刺殺西鄉隆盛的情報。就此，整個薩摩藩的反抗情緒被徹底點燃了。

　　1877年2月，舊薩摩藩士族推舉西鄉隆盛為首領，發動了針對明治政府的武裝叛亂。

　　2月21日在熊本城南的川尻，薩軍先頭部隊與熊本鎮台兵發生沖突，打響了西南戰争的第一槍。

　　在2月13日正式舉兵以前的2月6日，薩軍就召開了一次作戰會議，會上否決了西鄉隆盛之弟西鄉小兵衛提出的占領長崎以保證物資供應、阻止官軍從水路攻擊，并趁熊本鎮台援救長崎時占領熊本，以期完全控制九州的提案，直接強攻熊本城。

　　朝廷方面對叛亂也有所防備，2月6日，陸軍卿山縣有朋就密令熊本鎮台防備鹿兒島暴動，12日又與伊藤博文（政府參議、工部卿）、川村純義（海軍大輔）進一步商議出兵，經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同意後進行了編制讨伐部隊的準備。19日天皇頒布敕令，正式組成了由兩個旅團編成的“征讨軍團”，任命有栖川宮熾仁親王為征讨總督，山縣有朋陸軍中将、黑田清隆陸軍中将、川村純義海軍中将任參軍。後征讨軍團增至8個旅團，總計有步兵55個大隊，炮兵6個大隊，工兵1個大隊，另有辎重兵、騎兵和其他部隊，合計58858人。海軍出動19艘軍艦，兵員2280人。

　　2月21-23日的熊本攻略戰中薩軍受挫，于是決定分兵包圍熊本，在此期間政府軍已逐漸完成出兵準備。在熊本外圍，薩軍警戒部隊與小倉來援的第十四聯隊（代理聯隊長乃木希典少佐）在植木、木葉一帶爆發遭遇戰，結果政府軍戰敗，聯隊旗被奪。

　　2月22日薩軍全軍各部在川尻集結，政府軍與薩軍在熊本城下展開了激烈的攻防戰，熊本鎮台兵進行了頑強的抵抗，迫使薩軍放棄了強攻熊本城計劃，改為長期圍困。然而，熊本攻堅戰贻誤了薩軍戰機，挫傷了薩軍的銳氣，而政府軍卻在這期間逐漸完成了出兵準備，第一和第二旅團已從福岡南下。

　　政府軍于4月15日解了熊本之圍。同日，薩軍全線撤退，政府軍跟蹤追擊。6月占人吉，7月克都城，8月取延岡，9月追至西鄉叛軍的巢穴鹿兒島城山，經過23天的圍城戰鬥，城山于9月24日被政府軍攻破，西鄉中彈後“徐徐跪坐，俨然正襟，向東遙拜”，請跟在後面的薩軍大将别府晉介擔任介錯，斬下了自己的頭顱……

　　曆時8個月的西南戰争，除卻戰争給交戰雙方以及社會經濟帶來的破壞和負面壓力，在推動日本明治維新前進和近代日本的崛起方面起到了奠基式的作用。

　　西鄉隆盛為代表的薩摩保守派的覆亡，代表着日本士族階層的倒台。而幻想着“王政複古”的舊時代地主大名也就此打消了在政治上與資産階級維新派一争高下的念頭。經過這場戰争，明治政府渡過了政權建立初期風雨飄搖的局面而日趨鞏固，維新改革派也就此一舉奠定了在日本全國的集權地位。

　　思想統一、步調一緻的日本在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山縣有朋等人的領導下，迅速在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各領域推行進一步的深化改革。日本的資本主義得以飛速發展，日本開始進入到向近代化國家穩步發展和對外擴張的快車道。

　　萌總裁決定親自出巡朝鮮，并且在日本的這場最後的戰争中，做點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