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東局面崩壞之迅猛徹底，說實話就連沈哲子自己都頗感始料不及，就好像多米諾骨牌被推倒了第一張，接下來便開始了無從遏制的連環的坍塌。
局勢崩潰到這一步，看似意料之外，但細審之下，其實又何嘗不是在情理之内。東晉這個小朝廷雖然苟立于江表，但卻是胎病難除，名之為中興，其實不過隻是一個強求苟安的變種嫁接。
中興建制之後，非但繼承自中朝的種種積弊沒有消除，又增加了嚴重的邊患壓力與南北地域沖突，而這幾個問題，無論哪一個一旦爆發出來，都足以将一個盛世王朝進行腰斬。
時局中不可謂沒有聰明人，面對種種積弊問題也不是沒有應對策略。比如琅琊王氏的王敦和王導，便分别代表了對皇權的鉗制與維護，同時也在有意識的對吳人勢力進行壓制和引用。至于庾亮則就是依法治國的代表，尤其對宗王勢力的打壓簡直可以稱為冷酷。
及至中期，其實無論桓溫還是清談領袖的殷浩，雖然功績差異懸殊，都可以稱為向外開拓的代表人物。但當桓溫畸大之後，以謝安、王坦之為代表的維穩派又登上前台來，為政權争取一個存續空間。
而由陳郡謝氏所主持的北伐，其實應該說是淝水之戰的餘波紅利，不可以算作正式的開拓進取。就像沈哲子的中原大捷，看似戰果輝煌，但若論及真正意義，其實還是比不上早年的淮上擊敗石虎南征大軍，淮水之勝才算是真正奠定了他日後所有行為的邏輯起點。
其實在謝安隐退之後，整個東晉政權這個制度邏輯已經推演不下去了。閉門苟安自守隻會自取滅亡，向外開拓又會造成強枝弱幹，權臣淩主，動是一個死，不動也是一個死。
所以整個東晉晚期，方伯圍攻中樞，宗王弄權，南北次等世族為主體的天師道作亂，包括桓玄的專擅篡奪以及劉裕的北府系軍頭死灰複燃，又何嘗不是這一系統瓦解崩潰的一個大勢所趨。
沈哲子的到來，以及這十年所作所為，其實是大大加快了這一系統邏輯的推演速度。東晉這百年國運，表面上看來誠然是門閥次第執政的局面，但其實更内一層又何嘗不是軍頭與次等世族不斷向最高權位發起挑戰的過程。
事到如今，江北王師幾乎盡為沈哲子所掌，而他的南人出身與先帝婿子這一身份，又足以獲得南北那些次等士族與寒門的擁戴。邊患壓力已經在沈哲子手中得到了極大的緩解，而南北的地域矛盾，也在沈哲子身上得到了緩和與交融的契機。
按照事物的正常發展邏輯，沈哲子下一步若還要有所舉動，必然要觸及晉祚這一統序最根本的積弊，也就是那些曆任台輔因為出身所限而不敢觸及的禁區所在。
所以，江東各方對沈哲子心存警惕忌憚那是必然的，如果到現在還沒有這種意識與計劃，反而要說一句愚不可及。但江東各方沒有意識到的是，許多問題看似已經解決，但那不是一種常态的解決，而沈哲子本身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所在。
沈哲子深知，東晉這一套統序看似創立不過三十多年，但實際上卻是兩漢以來豪強不斷做大最終演化出來的一個畸形成熟體，所謂的門閥，乃是兼具學閥、财閥、軍閥以及大地主等諸多元素于一身的一個怪物。
正因為種種特質兼具一身，所以門閥才體現出如此頑強的生命力，南北分裂幾百年的大亂世，可謂風起雲湧，帝王換代如走馬觀花，但當一切塵埃落定，盛世來臨時，這些門閥或許已經不如最初那樣頑強，但是他們仍然頑固的存在了下來。
所謂的門閥，與其說是某種具體的存在，不如說是社會發展到這一階段一種自然生成的資源集合方式，整個社會才是真正的病竈所在，所謂的四大門閥、所謂的五姓七望，不過僅僅隻是由此滋生出的癌變細胞而已，就算是消滅了他們，也會有新的個體取而代之。
其實近來請求過江的聲音，又何止郗昙一人，江東各個方面也都在派人求請，都督府内部這種聲音則更加強烈。随着江東局面日漸失控，台輔們在這過程中各種表現也可以說是非常的拙劣，而沈哲子也越來越有那種衆望所歸的氣勢，所謂南北士庶俱仰望梁公掌勢。
但越到了這種時刻，沈哲子越要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他需要弄清楚那些求請之人要通過他達成怎樣的意圖，有選擇的接納，而不是被這些所謂鄉願人情所捆綁。王莽未篡時也是在世聖人，董卓初入洛陽也俨然是漢祚救星。
目下的沈哲子，的确很強，但所謂的強大與否，其實是一個感覺，而不是一個事實。軍隊有離合之劇變，人望有消漲之憂患，使你強大的原因，終究會對你形成一種反制。
晉祚這個死局，沈哲子救不了，也不想去救。他從來都不諱言承認肅祖對他的知遇之恩，但他能為晉祚朝廷所做的，就是給其提供一個還算體面的退場，而不僅僅隻是苟全于江東，最終内讧至死，永遠留下一個恥辱的姿态。
人皆以為沈哲子強大在于江北這十數萬雄師，但最起碼在現階段，真正能夠給他提供更大幫助的還是老爹沈充對鄉情鄉勢的牢固把握。因為在三吳之地有着深厚的基礎，沈哲子才可以從容等待，而不是像後世劉裕那樣江東一旦有所動蕩，即刻抛棄江北局面回鎮江東。
江東所謂的混亂，其實到目前為止，仍然被控制在京畿周邊，而所崩潰掉的，主要也都是上層的統治構架。
沈哲子最理智的作法，其實應該是始終保持緘默，一直引而不發，待到動亂折騰完最後一絲氣力，再從容渡江，按照自己的心意，将中樞上層統治秩序重新構架起來。
可他終究還是沒有忍耐住，在面對郗昙質詢的時候做出表态，唯以王诏為命，一俟诏令過江，即刻南渡定勢。
之所以如此沉不住氣，也是因為早間剛剛得訊，就連鎮守石頭城的宿衛将士們都發生嘩變，而且各種抨擊皇帝失德、要作廢立試探的言論充斥都内。
而且皇帝和皇太後所暫居的建平園也被強衆圍堵起來，就連江北在建康的情報人員都不能查探内中情形，但也可以确定絕對不是什麼好兆頭。
沈哲子大多數時間都是理智，但他也不能完全的免于人情，無論是肅祖的知遇之恩還是顧全夫妻情分，他都不能再做緘默，不能坐視皇帝與皇太後深處如此孤立兇險的局面中，所以先作發聲以為聲援。
有了沈哲子這一表态，皇統之後便有江北十數萬王師為其依仗，無論哪一方把持皇帝，都必須要禮奉有加，否則待到沈哲子過江之後，必然要作為首惡被趕盡殺絕！
這是在不打亂他的即定節奏情況下，他能夠為皇帝做的唯一援助。若真不審形勢的急切派兵過江，那江東各方在急切之下會做出怎樣的過激行為其實莫測，反而會增加皇帝與皇太後的危險。
上午完成郊祭勸農的典禮後，沈哲子便返回了廣陵城，而午後不久，杜赫等一衆都督府重要屬官們便抵達了廣陵，同來的還有三千壽春守軍。
此前沈哲子宣告十萬王師整裝待發，其實也是在吹牛，像河洛、枋頭、青兖之間等各部王師都是不能調動的。
他眼下能夠動用的軍力，不過僅僅隻有新進成軍的奮武軍、廣陵軍府新征府兵以及杜赫所帶來的三千援軍，統共加起來勉強超過萬人。
當然形勢真有需要的話，淮南各郡縣之間包括盱眙、淮陰等地，旬月之内也能再征發兩到三萬援軍，但在沈哲子看來，這也沒有什麼必要。
杜赫等人到來，是因為稍後南下定勢，必然要牽涉到大量的時局調整。而到了那時候，中樞已經徹底散架，沈哲子也就無需再避諱會被朝廷過多幹涉江北布局，所以要有相當一批都督府屬官入台治事。
而跟随杜赫前來的，除了都督府一衆屬官們之外，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人那就是遼東質子慕容恪。
将慕容恪帶來廣陵，是沈哲子親自叮囑的。雖然遼地邊遠，與江東目下的局面沒有什麼直接牽扯。
但再過不久，沈哲子肯定是要南下過江定勢的，而且他也不清楚自己返回江東後要停留多久，江東統序重建進展順不順利。一旦他被牽絆于江東太久，河北石虎肯定會得知江東發生變故的消息，屆時極有可能要趁着江北無人坐鎮之際揮兵南來。
而要消除這樣一個隐患，則就需要遼東方面将石虎的軍力稍作吸引。淮南眼下與遼東的聯絡渠道還很細窄，最直接的方式自然是慕容恪這個質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