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景公一方面拒婚，一方面積極備戰，尤其是加強齊之南疆防務，同時派使四出，西連秦、晉，南結楚、越，使吳王不敢輕舉妄動。

　　伯嚭歸國，将齊景公的回信呈與吳王，這信寫得很委婉，不似阖闾的去信那樣專橫生硬，但卻不卑不亢，柔中有剛，恭敬中透着凜然正氣。
讀了齊王的親筆信，阖闾雷霆震怒，發直立，目圓睜，心裂肺炸，面似豬肝，他坐卧不安，寝食失節，遇事便煩，見人就惱，拍案捶床，狂飲輕殺。
他多次聚文武于廷，議興兵伐齊，但争來辯去，終無結果。
他找孫子與伍子胥商讨，二人見其精神失常，均漠然置之，不冷不熱，不置可否。
群臣的态度，恰似向騰騰燃燒的烈火澆上了無數桶冷水，火漸漸被熄滅。
正當這時，從北方傳來了齊擴軍備戰、加強國防和外交活動的消息，阖闾變成了經霜的秋草—蔫了。
三伏盛夏，烏雲翻滾，電閃雷鳴，狂風肆虐，暴雨如注，接連數日，有可能釀成風災、水災或雹災，然而，待雨過天晴之後，浩浩蒼穹依然是炎炎紅日，朗朗乾坤。
江河之中，湖海之上，常常會襲來一陣風暴，掀起萬頃波濤，緻使樯傾輯摧，船翻人亡，然而，風暴過後，浩瀚的水面上依然是漁帆點點，百舸争遊。
自然界的風暴波濤容易平息，盡管它造成的災難常常是毀滅性的，但卻是暫時的。
人類社會的風暴波濤卻并不如此簡單，自然，它亦會平息，但人們心靈上的創傷難以愈合，心皺無法熨平。
一場吳楚戰争，一場吳齊婚姻風波，使孫子對自己多半生的追求産生了懷疑，根基動搖。
他内心充滿了矛盾，常常百感交集，怅然若失。
回首以往，孫子醉心于兵法研究幾十年，勿需回避，兵法是戰争的總結，是指導戰争的工具和武器。
戰争的爆發大約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強大國家的侵略與擴張，另一種是弱小國家的自衛與防禦，無論哪一種，都要付出昂貴的代價，造成觸目驚心的悲慘景象——土地荒蕪，家園被毀，妻離子散，生靈塗炭，屍橫遍野，皿流成渠，民不聊生，國破家亡。
打起仗來非生即死，毫無妥協的餘地，既無感情，更無慈悲，因而戰争使人成為無情的動物。
戰争慘無人道，是人類獸性的發作，失敗者将深仇大恨埋于兇中，伺機報複，他們生聚教訓，妄圖東山再起，卷土重來，一場新的、更加殘酷的戰争正在孕育着；勝利者變得專橫暴戾，乃至嗜殺成性。
自古欲壑難填，弱者欲強，強者欲霸諸侯，霸諸侯者欲王天下。
即使将來有一天，有某一諸侯靠着鐵與皿的戰争統一了天下，又能給天下百姓帶來怎樣的利益呢？
孫子心中茫然……

　　想到戰争的殘酷，給天下百姓帶來的災難，孫子頗有追悔莫及之感。
當孫子的心在隐隐作痛，不時地忏悔自己的時候，孔子的形象湧進了他的腦海。
在政治上，孔子主張和平共存，并極力宣揚仁政德治。
他主張治理國家要以道德做根本，以道德感化人民，人心自然歸順，猶如天空中的北極星，在自己的一定位置上不動，群星拱之。
他說，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罰來整饬人民，人民隻求避免犯罪，但無羞恥之心。
倘以道德引導人民，用禮教教化人民，民不但有羞恥之心，且能改邪歸正。
過去，孫子視孔子的這些和平主張為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不屑一提，嗤之以鼻，現在卻覺得其中蘊涵着深刻的哲理，閃現着智慧的光芒，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孫子對孔子的思想由否定而重視，認為有重新研究的必要，但卻朦朦胧胧，不知該肯定什麼，否定什麼，怎樣評價，然而，孔子對孫子的《兵法》思想卻态度明朗，大紅大白。
當他獲悉孫武本齊人，後來逃至吳國，與伍子胥共輔吳王一舉破楚時，不悅地說道：“至他人之國，使生戰事，此乃無德之人。
”孔子聽說吳滅楚後，孫武任吳之大司寇，喟然歎道：“如此深謀善戰者當政，天下何有安甯之日！
”後來孔子有機會詳讀了《兵法》十三篇，發現其間确有耐人尋味的深奧道理，盛贊其“言簡意赅，不可小觑”，“此書乃論戰之權術，其理論頗為深遠”，“孫子兵法，貴在不戰而屈敵之兵，乃殺伐最少之兵家權謀”。
一向主張仁政德治，反對戰争殺伐的孔子，竟對《兵法》十三篇如此賞識，豈不令人深思！
孔子說：“今日一見兵書，我的政治立場更加堅定。
是書不僅可用來治軍，亦可用來論政、經商、處世。
用于政治，可以治世；用于經商，可為縱橫之書；用于處世，可防人機謀。
今日喜讀此書，我更拟會見其人。
”又說：“《兵法》十三篇雖為權謀論戰之策，然其目的與我有殊途同歸之理。
彼以武力平天下，我以仁政德治為依歸，其間有許多雷同之處。
我欲往見孫武，與之溝通思想，或可平息往後些許戰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