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令從很早開始便是淮南都督府一項土地政令的備案，此前之所以不頒行，也不是怯于鄉宗勢力的反撲，而是因為沒有必要。
因為此前的淮南都督府，本身便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人丁，而且擁有着極為發達的商貿系統，屯田這種高度集中的生産方式對于資源的調動和控制要更加有效率，立足于此供養多達十數萬的軍隊。
至于在關中問題上舊事重提，就在于關中形勢本就紛雜混亂，無論胡漢生民能夠安于生産者不過十之一二，生産秩序幾近無存。
未來就算王師入主關中，如果不能将那些強梁武裝拆分瓦解，即便一時臣服，也隻是一個随時又會複發作亂的毒瘤。
“關中民情，乏于教化，勇于私鬥，唯以田畝各付小民，使其衣食俱有仰仗，方可再論征發戈事。
”
好勇鬥狠，桀骜不馴，與其說是性情使然，不如說是一種迫于現實無奈的選擇。
所以沈哲子才要選擇這種更加觸及根本的方式，将最基本的生産資料進行重新分配。
“可是那些鄉戶鄉勢盤結年久，縱然怯于王師一時鼎盛伏低，可若隻是單憑行台法度、虛榮羁縻，也實在很難完全消除他們深植在懷的逆反之想。
”
杜赫本就是關中大族出身，對于這些關中豪強們的心理了解要更加透徹。
關中民風彪悍，而那些豪強們恃此鄉情，無論漢趙又或石趙，雖然也都短暫統治過關中，但也并沒有打破這種局面。
就拿杜赫來說，他家就是因為見惡于漢趙劉氏，雖然家業被摧毀，但杜赫還是逃出來南投江表，如今俨然已成行台高官。
雖然能如杜赫這種際遇者少之又少，但關中那些豪強士人們才力也都不容小觑。
若是不能讓他們完全折服，即便是剝奪一切的土地、私曲等資本，他們也未必甘心就此俯首成為王道順民，或者投入各方雜胡部族中，借兵借勢的作亂。
哪怕隻有一小部分人會選擇這麼做，也會令局勢長久混亂，不能平複。
“鄉士常懷幽怨，這也誠是一患。
大軍恫吓之餘，各種教化事宜也都不可懈怠。
”
講到這裡，沈哲子便望向同在席中的江虨，開口問道：“思玄于此又有什麼看法？
”
江虨目下官居大将軍府軍祭酒并行台儀曹尚書，這也是目下行台官員得于重用的表現之一，台、府共職。
若是隻有台職而無府職，則就表示其人雖然才具可用，但還遠遠稱不上是大将軍的親信屬員。
而若隻有府職卻無台職，則就表示這個人雖然與大将軍關系不淺，但在能力和資曆方面卻還有欠缺。
當然這種标準都是上升到一定層面才會體現出來，對于尋常人而言，無論台事、府事，隻要能夠得任一端便是值得慶祝的事情。
江虨雖然挂職大将軍府，但主要任務還是主管行台各種文宣教令，甚至其人所擔任的儀曹連一些鄉祀事務都在管理之内。
譬如沈哲子早年吹捧擡舉自家祖宗為武康山神，若是得不到儀曹的認可，便是亂禮淫祀，必須予以搗毀禁絕。
換言之如果這是一個香火成聖的道法世界，你能不能封神做聖便要看江虨的臉色。
“關中士民豪強群立，若欲求于久治，也不可一概以論。
德譽、勇力、悍衆，所恃者各不相同，也該因此細作審辨，各作化解。
”
對于這個問題，江虨也是思忖良久，此時得于陳詞，當即便将諸多策略一一講述起來。
關中豪強諸多，其各自成分、種類也不相同，譬如土生當地的豪強如京兆韋、杜之類，外部湧入的強悍軍頭如此前被覆滅的太原郭氏，還有就是那些雜胡酋帥之類。
對于這些目标，行台整體上的态度自然是軍事上的猛烈打擊，通過武力将各方壓服。
但是事後的消化與治理，便就需要有差别對待。
江虨雖然是挂名的大将軍府軍師謀士，但是提出的策略與軍事關系反而不大。
他所擅長的主要還是文教宣傳、把控輿論，所以在這方面也都多有計劃。
“關中久亂，士庶雜居，華夷同流，是以禮章無存，王道難昌。
若想明于倫理秩序，泾渭分流勢在必行。
宜廣選譜學時流，将關隴之内諸多華族舊戶甄别列選，整編《關隴門第考》，遍告域中華族宗戶，彰其祖宗舊德事迹，因此有别犬戎醜類。
”
跟随在大将軍麾下年久，江虨對于這種發動人民群衆自發區别分類、排斥異己的手段已經非常熟練。
挖掘那些關隴門戶家聲舊事，以喚醒他們皿脈之中那一份已經漸有淡忘的榮耀，将華夷之别再次強調起來。
“至于那些雜胡夷狄之衆，各自本就悖禮少文，更難以詩書經義教化。
各自部族源流，雖然乏甚信史序列，但也多口耳蠻夷相傳溯源。
此類戎狄邪說，雖然隻是荒誕，但于胡衆之内也都都有信徒。
因此宣布教化時，也不妨稍采這些蠻夷雜說，稍作經義附會，予其詩書禮法淵源……”
沈哲子原本隻是含笑傾聽江虨的講述，可是在聽到這裡的時候，臉色已是微微一變，擡手打斷江虨的陳述，繼而便垂首思忖片刻，而後才又說道：“講得詳細一些。
”
于是江虨便又将思路稍作整理，就此發散闡述。
這一條針對那些雜胡的策略，大體就是整理那些雜胡部族們本身一些古迹傳說，加以整理加工，埋入一些漢化精髓的理論，以此讓那些雜胡們深信不疑。
在座其他人聽到江虨這一番陳述，大多還沒有什麼感觸，隻覺得這應該是一種雖然不會有大效果、但卻也不會壞事、無傷大雅的策略。
可是沈哲子對此卻頗為重視，并且對于江虨居然能夠想到這一節而深感欣慰，這意味着江虨最起碼在宣教、輿論方面的才能已經可以說是達到了國士級别。
我是誰？
我從哪裡來？
這種叩問哲學根本的問題，看起來像是一種無病呻吟、沒有意義的呓語。
但是一個人的所有觀念、意識都立足于此，人的所有行為及價值取舍都受此支配。
譬如後世一個年輕人，哪怕沒有經曆曆史上某些屈辱年代，但每當念及于此，仍然深感悲憤痛恨。
因為他是發自肺腑的認同這個出身，認同這個民族，任何施加于這個民族之上的苦難，他都感同身受。
江虨這一條策略，如果運用得宜，可以說是高等文明向低等文明入侵的更高一級的手段。
雜胡素無信史，但也各有其部族來源的傳說，并因此衍生出各種信仰崇拜。
這些深入到觀念中的認知，是很難通過暴力去摧毀的。
暴虐如同羯國石虎并其他一些胡族政權，都要仰仗佛教這一外傳蕃教來消弭整合這種觀念上的沖突。
而江虨所提出的這一方法，相對而言要更巧妙的多，并不是樹立一套新的信仰學說，而是通過改變原本就存在的信仰對象來達成意圖。
“為門第定考，助雜胡治史”，針對關中問題，江虨所提出來的諸多策略大體可以歸結為此。
當然，助雜胡治史這一項還有待商榷，雜胡本就乏甚史傳，落實在實際上，無非是承認他們當下所崇拜信仰的一些目标，然後再将這些目标加以漢化裝扮，從而達到影響人觀念的意圖。
這麼講還是有些籠統，後世某個時期，整個世界湧出一股所謂漢學風潮，諸多蜚聲國際學術大家針對華夏曆史展開諸多研究，并且著述頗多。
當然不排除這些人出于對文明傳承的景仰或是學術上的追求，但是一件事角度不同、論證方法不同，所得出的結論就會大相徑庭。
而後世一些年輕人們在沒有深厚學養基礎和豐富社會閱曆之前，接觸到這些已經被加工塗抹的曆史觀點，就會無可避免出現認知偏差，認為事實本就如此。
一個信史傳承如此完整且豐富的民族，在面對這種塗抹扭曲的時候，都會發生這種認知上的偏差，更何況那些本就乏甚治史傳統的雜胡夷狄。
江虨所提出這一條“助雜胡治史”，在沈哲子看來是一個非常高明打壓那些雜胡上層精英的手段。
表面上看來是通過一些鬼神祭祀，來加強這些胡虜部族凝聚力，實際上是通過這種信仰上的感召、觀念上的改變打破這些部族酋長在人身上對部衆們所施加的絕對控制。
雖然這一條策略短期内難收奇效，但若長久保持下去，效果絕對不會弱。
而受此啟發，沈哲子也确定了他之後在處理胡虜問題方面一個重要的标準，無史則不為族。
換言之，日後那些邊野胡虜就算是想要歸降行台，則必須要有一個确鑿可追的淵源傳承，才會被當作一個部族來對待。
否則便隻能當作雜胡流人，被打散安置。
在夷狄之中也樹立起一個正統與邪異的概念區别，給他們各自提供一個内鬥的理由和動力，未來又可立足于此，建立起一個泛區域的朝貢體系。